潮汕方言俗曲唱本「潮州歌册」考

東里山人

潮汕方言俗曲唱本「潮州歌冊」考
　
Last update 2002/05/30
　
王順隆


【導言】

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中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中國俗曲唱本收藏，其中收集了民國時期流傳於大陸各省的唱本數千種，及戰後在台灣購得的許多「歌仔冊」。然而，從曾永義所整理出的目錄中，卻見不到同屬閩南方言之潮汕地區發行的通俗唱本[1]。這些以潮汕方言所記的詩贊體唱本，當地人稱之為「潮州歌冊」。

從譚正璧．譚尋所發表的《木魚歌．潮州歌敘錄》來看，潮州歌冊的部數、卷數之多，內容之充實，足與吳語的彈詞，粵語的木魚書等著名的講唱文學平起平坐。儘管如此，在歷來的講唱文學研究論著中，潮州歌冊始終未能廣泛引起俗文學研究者的注目和關心，只有幾位潮汕地區出身的學者，基於關懷鄉土文化而為文粗淺地介紹了潮州歌冊的存在，未能加以深入研究。在台灣，更因為難得見到潮州唱本，因此連其存在都幾不為人知，遑論研究。

究其原因，除了因舊版的潮州歌冊入手不易，收藏者又鮮為人知以外，舊社會文人將小說戲曲等民間通俗文學視為毒蛇猛獸的曲解，才使得過去無人為潮州歌冊立傳。比起明代的潮州戲文，潮州歌冊的研究環境更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以致今日我們對早前的潮州歌冊源流已無從考據。當然，這個問題並不是僅存在於潮汕地區，整個中國的通俗文學都面臨著如此困境。

本稿除了對潮州歌冊做一通盤性的介紹之外，也對前人有關潮州歌冊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何謂「潮州歌冊」】

在論述潮州唱本之前，必須先解決名稱的問題。潮州的通俗唱本稱為「潮州歌冊」似無異議，問題在於對潮語說唱曲藝的稱呼分歧，有人稱之為「歌冊歌」、「潮州彈詞」，亦有人稱「潮州歌」、「潮州歌文」，更多人則索性以「潮州歌冊」稱之。

台灣﹑廈門的唱唸歌謠稱「歌仔」，其唱本則稱為「歌仔冊」或「歌仔簿」；廣東的唱唸文學稱為「木魚歌」﹑「龍舟歌」或合稱「南音」，而其唱本則泛稱「木魚書」；流行於江浙地區的「彈詞」，其唱本亦稱「彈詞」；清代北方唱本的「子弟書」，其曲種名稱一般也是叫「子弟」或「子弟文」[2]。可見在民間對於唱本的稱呼有兩種方式：一是將抄錄歌詞的唱本（印刷品）和唱唸的歌謠（曲藝）兩者同用一詞；一是在原曲藝的名稱後加上表示刊本的「書」、「冊」或「卷」等詞，以茲區別。前者尚可分為兩類：一是取曲種的名稱；一是依唱本的稱呼。

從曲藝發展出唱本，同樣的路徑，為何會產生如此參差現象？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第一種方式是屬於語義的擴大（同一語詞的意義增加）；第二種方式則是語詞的派生（從語幹衍生出新詞）。如何賦予一個新事物的名稱，各地方依這兩種方式自然形成，完全是隨機的，最後端視何者被大眾採用。另外，有一種情形是人為的因素。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大陸曾實施曲藝戲劇的全國性普查，並蒐集了許多資料。在普查之後，發現許多流行於各地的曲藝其稱呼不一，造成研究上的困擾，遂由當時的研究者加以統一稱呼，而沿用至今。

民間的曲藝多為自然發生，其後因缺乏行政力量和知識分子的規範，故其名稱總是林林總總。在名稱固定之前的過渡期，以上述自然發生形式所產生的兩種，甚至更多的名稱可能同時並存，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淘汰兼併，或是行政的外力介入之後，其中之一才能取得優勢而受當地人廣泛認同。例如台灣的「歌仔」從一般名詞發展成專有名詞，也曾經歷了一段各據山頭的時期[3]。潮語講唱文學的稱呼，似乎就處於如此的混亂狀態。如《泰國潮州會館三十年》紀念刊中也有一篇題為〈由歌冊歌說起〉的介紹性文章，說道十幾年前在馬泰新港播音的「麗的呼聲」華語電台，曾經每天播放過稱為「歌冊歌」的潮語說唱；可見至少在泰國的潮僑社會中，「歌冊歌」是一個普遍被採用的稱呼。

又，潮汕籍俗文學家薛汕在其《書曲散記》中寫道：

彈詞在潮州，叫潮州歌冊。……為什麼叫做“歌冊”？“歌冊”就是唱歌本子，顧名思義是不能標誌出曲種的內容與形式的，因此有人主張採用歌冊中的行文，即稱作“歌文”以定名稱。可是這在潮州卻不能隨俗，不是一聽就懂。也有主張稱作“潮州歌”或“潮州俗曲”的，則又容易與潮州歌謠和潮音唱曲混淆，都不如稱為潮州歌冊，一聽了然。[4]

上文中所提及的「歌文」﹑「潮州歌」﹑「潮州俗曲」，可能就是引用了譚正璧的《木魚歌﹑潮州歌敘錄》中的一節：

“潮州歌”有時候也叫“潮州歌文”，也有人稱為“潮州俗曲”，但這都只是暫時假定的名稱。它的專有名稱應該是什麼，經我很多時間的探考，至今還沒有發現一些線索。總之，它既是流行於廣東省舊潮州府屬及附近地區，而且是用潮州語言寫的富於區域性的民間敘事長歌，稱之為“潮州歌”或“潮州歌文”，或“潮州俗曲”，本來都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名不正言不順”，雖屬暫時假定，也必須有比較可靠的來源和根據。基於這個理由，那末稱“潮州歌”﹑“潮州歌文”，比稱“潮州俗曲”較為妥當，因為“潮州歌”和“潮州歌文”的“歌”和“歌文”，在這些流傳的潮州歌本中，都曾經大量的稱用。[5]

譚氏在文中並引用了許多歌詞，證明了潮州唱本中多自稱為「歌」或「歌文」。儘管不知唱詞中的「歌」或「歌文」是專有名詞還是一般名詞，他依然主張把潮汕地區的長篇敘事詩稱為「潮州歌」或「潮州歌文」。如此稱呼，至少還有些文獻根據，不至於“名不正言不順”。

薛汕的稱法雖不至於違背中國曲藝名稱的命名習慣，卻認為「潮州歌」或「潮州俗曲」會與潮州歌謠和潮音唱曲混淆，而否定了譚氏的稱法。他主張就以「潮州歌冊」當作曲種的名稱，而使得「潮州歌冊」一詞兼指唱本和曲種。如此稱呼者還有吳奎信﹑黃挺等人。陳覓‧郭華在1980年出版的《廣東省戲曲和曲藝》中稱之為「潮州歌冊」，卻在1983年發行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曲藝卷》中又改稱為「潮州歌」。

這種共用的稱法，如果說明不足，往往容易造成混亂，甚至連作者本人也時常失察而混用。如陳覓‧郭華共著的《廣東省戲曲和曲藝》，在文章的起頭就犯下了前後矛盾的弊病：

潮州歌冊，是潮汕地區用方言朗唱的通俗朗唱文學，在潮汕民間文學中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舊歌冊‚寫的多是歷史傳奇、傳說、神話、民間故事，凡潮劇傳統劇目有的，潮州歌冊ƒ也多有唱本。

潮州歌冊„在舊社會深受統治階級歧視，不能登“大雅之堂”，故沒有載之史冊，作者也向不署名，其源流及產生年代，說法不一。據說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就有木刻印本流行。

從上下文判斷，我們可知ƒ的「潮州歌冊」指的是曲藝本身，而‚„無疑地是指唱本。到底本文是在論述唱本或是曲藝，讀者難以判斷。不僅在這百餘字的文章中，全篇論文都可發現如此現象。

同樣的情形一再發生。吳奎信〈“蘇六娘”的戲文與歌冊〉在文章的開頭介紹了唱本的特點，卻在下個段落裡洋洋灑灑地分析了曲藝「潮州歌冊」的源起。吳氏前後用的都是「潮州歌冊」同一個詞，但不知他所說的「潮州歌冊萌芽於明代初年」是指唱本還是曲種？再看薛汕《書曲散記》中的〈潮州歌冊〉一節，文章開頭前兩段說明了潮州說唱的名稱和起源的問題，其後的文章卻始終在述說唱本的內容和形式。

上述的幾篇論著，都在主詞時而指唱本，時而指曲藝的情況下展開論述，連作者自己也未能察覺。如此把兩個雖有關連，卻性質不同的事物混在一起說明，使得論文的焦點模糊不清，也常令讀者滿頭霧水。這個現象完全是共用同一個名詞所造成的結果。因此，如果潮州說唱曲藝的名稱尚未固定的話，何妨就將曲藝和唱本的名稱分開，如譚正璧、葉春生一般，可免去許多誤解和不便。

當然，筆者身為外地人實無意撈過界為潮汕人的曲藝命名，只是提醒有志者在為文時勿將唱本和曲藝兩者混同研究，應讓唱本的歸唱本，曲藝的歸曲藝，如此才能更清楚地釐清頭緒。畢竟唱本的研究，是屬於出版刊物的研究，而潮州說唱則是戲曲、演藝等藝術和俗文學的範疇。


【潮州歌冊的重刊與收藏】

中國官方第一次大規模收集唱本，是在1920年代。劉復‧李家瑞在全國各地收集俗曲唱本，並編列了《中國俗曲總目稿》兩大巨著[6]。其中列出了6300多種唱本，卻無一本潮州歌冊。但是約在同時期，廣東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卻收集到了238部的潮州歌冊，並發表了該所風俗物品陳列室所收藏的歌冊書目[7]。這是目前所知有關潮州歌冊最早的記錄，然而這些藏書依田仲一成的調查報告[8]顯示，現今只有47部仍藏於該大學圖書館內。

另外，從文獻中能得知的潮州歌冊收藏記錄是一封寫於1988年的信函。這封由施蟄存寫給薛汕的信中說道：

1955年，上海到了一大批潮州歌冊，我知譚﹑趙二氏（筆者按：指譚正璧和趙景深）都買了不少。我買了140種，1956年轉給華東師大圖書館，大約至今還在。

薛汕在回信中更說：

您說1955年購到大批“潮州歌冊”，此事很有趣。那時我在北京市圖書館，南下訪書，見還有一屋子的木刻版，乃建議老板印刷，我願負責代訂銷三份。這樣，北京圖書館和北京市圖書館都得全份，我自己一份。老板乘此多印了一些，在各地自行推銷。這件事做得不壞，十年浩劫，木刻板全燒毀，現在潮州倒找不到全份，好在外地都有，沒有絕跡。[9]

根據這兩封信和筆者親訪薛汕時得知，1955年重印的這批歌冊，有一套存於舊北京圖書館（即北京圖書館分館），一套藏於舊北京市圖書館（現首都圖書館），薛氏自藏一套和一些零星購得的舊版潮州歌冊。再根據薛氏推測，施﹑譚﹑趙三氏所購得的潮州歌冊，可能也是跟自己手上的歌冊同一批[10]。

1955年的這一批歌冊重印了幾份？由誰購得？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破壞了多少？皆不得而知，但至少仍可以在幾處圖書館覓得，實屬大幸。90年代初期，潮州唱本又有了第二次的重印。薛汕將他典藏的第一批重印潮州歌冊，提供給汕頭市複印，以為保存及推廣。1991年2月26日的泰國《中華日報》有這樣一則新聞：

為搶救這一民間通俗文學遺產，汕頭市的有關部門1990年11月間，派員專程前往拜訪居住在北京的潮人著名俗文學家薛汕先生，薛汕先生把收藏在家中的全部潮州歌冊木刻本讓來訪者拿到汕頭分類整理，選取了《林大欽》﹑《吳忠恕》﹑《韓廷美》﹑《雙狀元英台仔》﹑《海門案》等138部共300多冊組成一套，按原木刻版本進行謄印，裝訂成冊，經過一年時間，已完成謄印和裝訂成冊工作。[11]

這次的重印，就是把第一次重印的歌冊重新整理，捨殘卷不印，僅取其中沒有缺卷的140部[12]，計1554卷，油印線裝成377冊（書目），規格裝訂完全依循原舊版歌冊。雖然第二批歌冊比1955年的第一批少了一小部份，但仍不失為一個完整的收藏。此回共印製了十套，每套售價4000人民幣[13]，由汕頭市文化局群眾藝術館負責，除了在當地銷售之外，可能有一部份售往海外，實際的去向也未能證實。這兩次大規模的重印都使得潮州歌冊得以回春，宛如為瀕死的病人注入了強心劑。

又，據筆者訪書得知，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資料室亦藏有文革前收集的潮州歌冊112部。再者，據馬風〈舊潮州歌冊調查雜記〉稱，汕頭﹑澄海﹑潮安三地圖書館﹑文化館收藏的版本共有215部[14]。又據《潮汕文獻書目》—〈下編 潮汕研究文獻 鄉土文藝〉整理的舊潮州歌冊書目可知，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潮州市圖書館、潮州市博物館及天津市圖書館都藏有100部以上的歌冊；而吳奎信〈潮州歌冊的社會價值與審美功能〉更稱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和甘肅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也各藏有100多部。

個人收藏的部份，除了薛汕收藏的比較完整之外，僅知新加坡籍收藏家陳傳忠藏有為數頗多的歌冊，而筆者個人除了藏有第二批重印本全套之外，還有多年前在汕頭書攤購得的油印本10冊和在新加坡潮州書店[15]購得的15冊舊版潮州歌冊。

把前述重刊出版的前後關係聯繫起來，我們可以發現絕大部份潮州歌冊的藏書，可能都是來自同一個來源，即1950和1990年代兩次的重印，也解釋了潮州歌冊分散於中國境內及海外的原因。相信因兩次的大規模重印，海內外應有更多的單位和個人藏有潮州歌冊[16]，期待這些歌冊能被廣泛運用，並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報告出爐。


【潮州歌冊的起源】

關於潮州歌冊的源流，眾說紛紜，因為現存的舊版潮州歌冊幾乎都未明記刊刻年代。為宣揚故鄉文化源遠流長的潮汕籍研究者，多以明代已有潮州地方戲演出，再加上從明代的《荔鏡記》戲文中也可見到元宵燈夕，潮人互相答歌的記錄，而根據戲劇自民歌發展而起之說，斷定早自明代已有潮州說唱，進而也就有潮州歌冊的問世。如吳奎信在〈潮州歌冊溯源〉一文中寫道：

論證潮州歌冊產生於明代初年，主要是依據潮劇，《明代潮州戲文五種》為我們的考證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史料。……探討潮州戲的存在時間，目的是研究潮州歌冊的產生年代。戲曲是一種綜合藝術，它往往以一定的聲腔與說唱技藝為基礎，如“諸宮調”的融入雜劇。潮州戲的形成，固然受南戲的影響，也離不開以說唱為形式的潮州歌冊。也就是說，初期粗陋簡短的潮州戲文，可能是從彈唱潮州歌逐步演變發展的。[17]

另外，他還認為明代潮州戲文中的唱詞其實就是潮州歌冊的原始形態：

潮州歌冊是什麼時候形成的？盡管沒有具體歌文和直接史料可做考證，但我們根據潮州戲文資料，仍然可以找到答案。在嘉靖丙寅本的《荔鏡記》戲文，我們似乎可以窺見潮州歌冊的身影。……這些增入的詩詞是很通俗的七字句，全劇詩歌連起來，實際就是一部《荔鏡記》潮州歌冊，可供文化程度較低的市民婦女唱讀。[18]

無疑的，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明代已有潮州歌謠被詠唱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歌謠」是屬天籟之聲，不須文明科技，不須高度文化也能自然產生。世界上目前還有許多沒有文字﹑文明未開化的部族，他們也都各有不同形式的歌謠在部落中流傳，因此可以斷言潮州地區從有人類社會形成之後，就已經有歌謠的存在，不管這些人是漢族或是所謂的「蠻族」。

更有甚者提出了潮州講唱可推溯至唐代，而其所依據及論證尤為牽強：

潮州的講唱文學始於唐代。唐代，佛教已在潮州一帶盛行，潮州開元鎮國禪寺的建立，自是明證。隨著佛教的盛行，變文也在潮州盛行起來了。……起初，以佛經為藍本，改編成通俗韻文。接著本地民間故事和歷史故事編製成新變文。這些變文，成為當時流行於民間的歌詞。說唱變文時，配一彈撥樂器，自彈自唱，可以認為這是彈詞的雛形。

明清時期，彈詞在潮州非常盛行。但是演唱彈詞須有一定技巧，且須有一彈撥樂器伴奏，不易普及。彈詞抄本在傳抄中又多有錯漏，不易始終保持完整。一些注意民間藝術的文人，著手整理彈詞本子，社會上因而開始出現彈詞刻本。彈詞刻本既可供閱讀，又可供朗誦，很快就獲得了為數眾多的讀者。脫離弦樂而單獨存在的舊彈詞本子，遂迅速地在廣大城鄉傳播。一些文人，根據讀者口味大量編寫這類本子，書商見銷路甚佳，也就大量刻印刊行。……群眾稱這些刻本為“歌冊”。潮州歌冊就漸漸地成為獨立的文學樣式了。[19]

作者憑空地演證出了潮州流行過變文，又說變文是以彈撥樂器講唱然後發展成彈詞，進而說於明清時代潮州盛行彈詞，然後捨棄弦樂伴奏成為純粹的「歌冊」文學。從整段論述看來，除了開元鎮國禪寺的建立和歌冊的刊行有具體的文獻記錄可查，而彈詞是存在於數千里外江南一帶的講唱文學之外，其餘的似乎都是信手捻來之物。作為一個學術論文，我們不知作者何以能隨心所欲地在唐代禪寺和現今潮州唱本的兩個點之間劃上一條線，而且這條線還描繪地如此有聲有色，具體可見。如果這樣的論證足以成立的話，那麼現今遍佈中國各地的所有說唱曲藝都可論定是發生在唐代，並且都很早就有自己的唱本被刊行。

民間有了歌謠、俗曲、變文並不足以證明當時、當地就有說唱曲藝的存在，更不能憑此認定已有唱本的刊行和流傳；況且即便明代當時已有潮州講唱文學流傳於民間，那個時代的說唱曲藝與現在的潮州長篇敘事詩講唱是不是同一回事，從未有人認真的研究過。前述的研究和主張，就是把過去身世尚不明朗的地方歌謠和現今的潮州唱本這兩回事一廂情願地牽上線，卻無足夠的文獻資料和論證去佐證。如此情形，就好比中國人在立族譜時，喜歡把自己的祖先寫成某個同姓的名人一般。

要追溯潮州歌冊的起源，由於缺乏前人的文獻記載，只能從側面來推論。先從演唱方式的角度來看潮州說唱的起源。明代戲文中的唱詞必定記有曲牌名，表示須依固定的旋律唱出歌詞。而潮州說唱的最大特徵卻是不用樂器演奏，也沒有固定的曲調，是即興、隨意的表演：

朗讀潮州歌冊，無須樂器，不在什麼書場，也不由專業藝人唱出，都是人民自己，以家庭婦女為多，唱歌冊的場所，只要稍有寬裕的地方，就可以舉行。從閨房、庭院、大廳到祠堂，即使在繡花、織苧等勞動的空隙之處，或在納涼的大樹下以至收穫的曠埕，聚集三三兩兩以至十數人來聽歌冊而不厭。[20]

歌冊是盛行於潮州民間的說唱文藝。這種說唱文藝類似彈詞，但缺乏固定的音樂規範，也沒有樂器伴奏。它的演唱，實際上是一種依著字音的高低曲折來行腔的自由“讀唱”。[21]

據泰京曼谷坊間販賣的潮語說唱錄音帶[22]即可印證以上說法。該演唱者除了每句末字拉長音之外，皆以日常的潮語朗讀，沒有旋律只隨原字音高低起伏，節奏則始終固定，頗為呆板。用韻形式一般為每首1、2、4句押韻，每四句換韻。韻字幾為高昂的平聲，第三句末字則為仄聲。如朗讀七言詩贊體時，前六字不論其音節的組合（陰聲、陽聲、舒聲、入聲），或是聲調的抑揚頓挫（平調、昇調、降調），皆以同樣的音長讀唸；第七字則拉長為兩倍音長。試將《新造綠牡丹》開頭兩句以譜記之：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人生在世欲著時   英雄正袂被人欺       為臣盡忠是本分      為君不可心昏迷
自古有道之仁君   所用忠良退奸瘟       英雄得展平生志      如此江山萬古存

一般戲曲的演變過程都是由簡單發展到複雜，從原始進化到精緻，而且與地方文藝互相影響。如果潮州說唱和明代潮州地方戲息息相關的話，在潮州音樂極其聞名的潮汕地區何以數百年來未吸收潮劇或民間音樂的曲調，只有朗讀而且沒有樂器的伴奏。可見在演出上潮州說唱和明代潮州戲可能沒有太大的關連。下面這段刊於《廣東省戲曲和曲藝》中的記錄，正提供我們一個潮州說唱曲藝進化過程的實例：

潮州歌冊，歷來是一人朗唱，少音樂伴奏。解放後汕頭曲藝團首次把它搬上舞台，試以《英台行嫁》一段伴以音樂，效果良好，受到群眾歡迎。此後各縣業餘演出團體相繼效仿，使潮州歌冊成為曲藝中的一枝新花。有些業餘演出團體還把它發展成為“潮州歌冊表演唱”。

於此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因為潮州說唱的演唱方式不像中國其他大多數曲藝一般使用樂器伴奏，還屬於「天籟」的原始階段，所以它的歷史可能超乎意料的短而淺。潮州說唱若已有數百年歷史的話，應該早已被熱愛音樂的潮州人加上伴奏音樂，甚至固定的曲牌了。

我們甚至認為也有可能從彈詞、木魚書等唱本形式導入潮汕地區之後才發展出說唱曲藝。因為潮州說唱若是來自彈詞、木魚歌、陶真、詞話、寶卷、畬歌、秧歌、俗曲等說唱曲藝[23]的話，引進時沒有理由捨棄原有的以樂器伴唱的方式，改以清唱。較合理的假設是：潮州說唱不是先從外地的曲藝民歌導入後，再發展出唱本；而是某種已經發展地非常成熟的外地唱本被傳入了潮汕地區（唱本導入），當地人據以改寫成潮州方言後（唱本本地化），潮汕人才加以朗唱（曲藝形成），而且整個過程發生的時間還不是很早。畢竟，相較於內容浩瀚，題材充實，足可媲美彈詞、木魚書的潮州唱本，其演出方式實在是太單調，太原始了。當然，這些也都不外乎是個人的假設，我們也同樣地無從證明。

關於潮州歌冊的起源，我們認為有多少資料，才說多少話。蕭遙天只提及清代乾嘉年間已經很盛行[24]；而譚正璧從歌詞考證創作年代的說法就比較客觀和理性，證明了許多作品確實成於清代，但也有牽強之處：

據潮州地區民間一般歌曲的發展來說，它的產生年代最晚也不會超過明代，但產生的作品還只有極少數，絕大多數卻作于清代，而直到民國初年還有人在寫作。

譚氏從歌冊的內容和唱詞裡，找出幾種產生於明代的作品，如《崔鳴鳳仔全歌》﹑《花會圖歌》﹑《陰陽會合鐵扇記》等。他認為歌詞中所記的地名如雲南貴州城﹑江南蘇州﹑雲南四川，其行政劃分方式和清代﹑民國時期不符，所以應屬明代人所作[25]。

不管明代的行政區域是否如此劃分，僅憑這個線索就要將這些作品歸入明代，尚有爭議。須知，說唱文學的作品，大半是改編自通俗演義小說﹑民間故事或移植外地的講唱文學而來，而且對地名﹑人名等專有名詞也少有人會加以考究[26]，所以地名不符實際的情形，有可能是作者信手寫下，或是改編時因襲了所據底本的寫法；即便是作者有心考證地名，但是後朝的人也有可能沿用前朝的舊地名撰文。更何況譚氏所舉的5部歌冊，其故事背景也都不是發生在明朝。總之，我們需要更有力的證據，否則目前依所能見到的唱本來看，只能說潮州歌冊最早出現於清代[27]。而潮語長篇敘事詩的唱唸起於何時，由於缺乏文獻記載，尚無法得知。


【今後的研究展望】

潮州歌冊雖最遲自清代已見流行，而且中山大學於1928年就蒐集了數百種的潮州歌冊，但學界對潮州歌冊的注目，據 lang=EN-US>1957年方才由蕭遙天行文介紹，而正式的研究更遲至1980年代才開始。惟在早期文獻欠缺的研究環境下，造成了太多的空白，不論是它的起源﹑流傳﹑進化等等都有待進一步探討。所幸由於講唱文學一般都會和其他種類的曲藝互相吸收影響，所以若和潮州鄰近地區，或是流傳層面較廣，歷史較悠久的異種唱本互相比較，相信必能從旁推敲出一些端倪。如木魚書﹑彈詞等已有長久的歷史，充實的文獻資料，而且從目前的研究看來，潮州歌冊似乎受到這兩種唱本的影響頗深，若進行更詳細的比較研究，定能突破一些瓶頸。

然而，研究各地的俗曲唱本時，除了語言的問題之外，唱本資料的蒐集是最大的障礙。光是蒐集足以研究的本地唱本，並加以解讀，就要費時多載；若想繼續蒐集其他的唱本進行比較研究，更可能要花費半生的精力。過去戲曲、小說研究的境遇和唱本目前的處境非常相似，但是由於中國舊戲曲小說的研究已經蔚為風氣，故有許多作品全集和海內外孤本的影印本或校注本出版，使得後進的研究者易於取得資料。唯有在研究素材自由運用的環境下，才能創造出一個嶄新的學問。唱本的研究目前就是需要這種學問互相砥礪，腦力互相激盪的研究環境。

換言之，若要提升潮州歌冊的研究風氣，只有將資料全面公開，消除研究障礙，才能吸引更多本地、外埠的學者參與，共同打開研究的僵局。2000年春，筆者已將個人所有的潮州歌冊全部歌詞輸入成電腦文字檔，除了供自己研究外，還打算繼【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全文資料庫】後，建立第二個說唱文學資料庫，提供給語言學、文學、民俗學、社會學等各領域的研究者利用。如果擁有其他方言唱本的單位或個人，也能建置類似的資料庫公開，共同營造一個良好而便利的研究環境，久而久之，終能獲致優質的研究成果。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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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988  《趙景深先生贈書目錄》，上海復旦大學
l        1990  〈潮州歌冊〉，馬風，《潮汕文化叢談》，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
l        1990  〈潮汕婦女與潮州歌冊〉，陳覓．郭華，《國際潮訊》12期
l        1992  〈潮州講唱文學初探〉，林有鈿，《潮州民間文學淺論》，潮州市文化局文藝創作基金會
l        1992  《潮州歌冊選集》，薛汕整理，汕頭市群眾藝術館
l        1993  〈談台閩「歌仔冊」的出版概況〉，王順隆，《台灣風物》43卷3期
l        1993  〈潮州歌冊溯源〉，吳奎信，載《潮學研究》第1期，汕頭大學出版社
l        1993  〈潮州刻書述評〉，陳白香，《潮州文化述論選》，中山大學出版社
l        1994  〈閩台「歌仔冊」書目‧曲目〉，王順隆，《台灣文獻》45卷3期
l        1994  〈《蘇六娘》的戲文與歌冊〉，吳奎信，《潮學》第二期，潮汕歷史文化中心．揭陽市研究會
l        1994  〈潮州歌冊的社會價值與審美功能〉，吳奎信，《潮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暨南大學出版社
l        1994  《潮汕文獻書目》，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汕頭圖書館學會編，廣東人民出版社
l        1995  《木魚書目錄》，稻葉明子等編，日本東京好文出版
l        1996  《嶺南俗文學簡史》，葉春生，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l        1996  《潮汕百科辭典》，薛汕．蔡俊舉主編，香港當代文藝出版社
l        1997  〈從七種全本《孟姜女歌》的語詞‧文體看「歌仔冊」的進化過程〉，王順隆，《台灣文獻》48卷2期
l        1997  《搏者風采》，東方文化館發行
l        1997  《陳三五娘之箋》，薛汕校訂，東方文化館
l        1997  〈潮州歌冊志〉，郭馬風，《潮學》第八期，潮汕歷史文化中心．揭陽市研究會
l        1997  《潮汕文化源流》，黃挺，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l        1997  《潮汕民俗漫話》，王偉深．少光，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l        1998  〈論台灣「歌仔戲」的語源與台灣俗曲「歌仔」的關係〉，王順隆，《文教大學文學部紀要》12-2號
l        1999  〈潮州歌冊研究目錄（稿）〉，上田望．大塚秀高編，《金澤大學中國語學中國文學教室紀要》第3輯
l    2001  〈館藏潮州歌冊目錄－広東女子と「歌曲本」（三）〉，稻葉明子，《演劇研究》24号，早稲田大学演劇博物館
l    2002  《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


【附表－家藏潮州歌冊書目】

[1] 見〈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學資料的分類整理和編目〉。
[2] 陳錦釗《子弟書之題材來源及其綜合研究》，p.171～172。
[3] 見王順隆1998〈論台灣「歌仔戲」的語源與台灣俗曲「歌仔」的關係〉。
[4] 見該書p.121，〈潮州歌冊〉。
[5] 見該書p.103～104。
[6] 這些唱本，再加上其後蒐集的一些唱本，目前已經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傅斯年圖書館）整理編目完成，得以閱覽。詳情請參考曾永義《說俗文學》。
[7] 見〈本所風俗物品陳列室所藏書籍器物目錄〉，《民俗》週刊27‧28期合刊。
[8] 見〈潮州歌冊研究目錄（稿）〉。
[9] 這兩封信由施蟄存刊於《文藝百話》；復收於《搏者風采》p.141～143。
[10] 趙景深去世後，其藏書已轉由復旦大學收藏，惟贈書書目中未見潮州歌冊。
[11] 收於《搏者風采》p.36～37。
[12] 依筆者整理的結果，應為140部。
[13] 參見1991《東方文化館館刊》第一期，〈誰需要潮州歌冊？〉。1994年6月4日《汕頭日報》載〈為了潮州歌冊這朵花〉。2001年《演劇研究》24號載〈館藏潮州歌冊目錄－広東女子と「歌曲本」（三）〉。
[14] 引自葉春生《嶺南俗文學簡史》p.117~118。
[15] 該店自戰前開業至今，如今已不再以販書為主，但店頭仍保留有一些早前庫存的潮州歌冊。
[16] 筆者於2001年曾赴美、加各大名校訪書，雖然各校圖書館多有木魚書、寶卷、彈詞、鼓詞等的藏書，卻未見有潮州歌冊。
[17] 見《潮學研究》第一期，p.226。
[18] 同文，P.229。
[19] 〈潮州講唱文學初探〉，p.38～p.40。
[20] 《書曲散記》p.125～126。
[21] 《潮汕文化源流》p.209。
[22] 由泰國佛經錄音帶中心發行，潮僑吳佩英灌錄。共發行蜘蛛記、雙貴子、雪山寶卷、雙鸚鵡等49套，計648卷錄音帶。
[23] 〈潮州歌冊溯源〉p.229。
[24] 見〈唱歌冊〉，該文簡單介紹了潮州歌冊的演唱方式、體裁及分類。
[25] 《木魚歌﹑潮州歌敘錄》P.109～110。
[26] 王順隆〈從七種《孟姜女歌》的語詞．文體分析「歌仔冊」的進化過程〉中，就曾舉證流傳在各地的孟姜女出身地就不盡相同。
[27] 見譚著〈潮州歌敘錄－作者與寫作年代〉p.10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