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大唐西域记校注》署名问题

東里山人

作者：王邦维

　　上海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2014年6月16日《文汇报》读到一篇文字，内容是报道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文史馆、复旦大学中文系共同召开的纪念范祥雍先生的一个座谈会。会上有几位学者的发言，其中提到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发言中讲，《大唐西域记校注》的“校勘部分是他（范祥雍）独自一人完成的，最后出版没有他的署名，因署名者职位高名气大，而他连正式的工作都没有。此书得到了不少荣誉奖项，直到他去世后十几年，……出版他的古籍整理汇刊，才恢复了他校勘此书的应有名分”。稍微了解《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的人都知道，这里提到的“职位高名气大”的“署名者”，不是别人，是北京大学已故的季羡林先生。朋友问我：情况真是这样的吗？这篇见报的文字，实际上是在不点名地指责季羡林先生攘窃他人成果。季羡林先生真做了这样的事吗？同样的问题，此后又有不止一位朋友来问我。

　　季羡林先生已于2009年7月去世，当年参加编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人，大半也已经去世。我是目前还在的三位——其他两位是张广达和谢方——之一。事涉季先生的名誉，也涉及到整个事实的真相，我不能不说几句话，澄清相关的一些事实。

　　首先第一点，《大唐西域记校注》是一部集体著作。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包括所有的参与者——有过不同的说法。《大唐西域记校注》的编撰工作，从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即“文革”以前，由北京大学的向达教授提出设想和计划，中间因“文革”而有十多年的中断，到70年代后期，即“文革”结束以后真正启动，直到80年代中期最后完成，整个过程，前后延续20余年。有关的一些细节，责任编辑谢方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二十六年间——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发表在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书品》第1期。再后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域研究的力作——季羡林先生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发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谢先生和我的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对书编撰的整体情况做了说明。我们的文章提到了所有参与者的名字，其中包括范祥雍先生。

　　第二点，署名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年首次出版发行，其后多次重印，分别是1990年，1995年，2000年。从首次出版，到后来修订重印，书中都有一篇季羡林先生专门撰写的《说明》，对书的编撰情况做了详细的交代。《说明》的第一句话是：“对《大唐西域记》进行校勘和注释，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这一工作最初在一九七七年底由中华书局编辑部向我提出，后来又组织了十位同志参加，最后由我总其成。”然后季先生介绍了整个工作。工作“分为三个阶段：一、准备工作；二、撰写初稿；三、修改定稿”。涉及到范祥雍先生的一句话是，“全书的校勘工作由范祥雍负责，具体的校勘说明另见本书的《校勘例言》”。然后再是对每一位参与注释的人承担的具体任务的详细说明，同时说了，“最后，注释由我复阅定稿。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经常交换意见，互相合作。整个阶段大约经过两年多时间”。至于最后的修改定稿，也耗时不少。“修改定稿的工作又花了两年多。”我不知道，对于《大唐西域记校注》的编撰情况，怎么讲还能比这些文字讲得更清楚？《说明》中提到了所有参与者，包括范祥雍先生的名字，这不就等于都署名了吗？

　　实际上，在最早两次印刷的精装本的折页书皮上，确实印上了所有参加者的名字，包括范祥雍先生，只是书的封面上的署名是“季羡林等校注”，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一定要把10个人的名字都印在封面上吗？我们参加这项工作的其他9个人，每一个人，在前后持续数年的工作中，也都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应该说各自都有一定的贡献。在“撰写初稿”阶段，这些人包括杨廷福、张广达、耿世民、朱杰勤、张毅、蒋忠新。在“修改定稿”阶段，包括张广达、谢方、蒋忠新、王邦维。当然，修改定稿的主要负责人，仍然是季先生。

　　以上所有的人，包括当年的范祥雍先生本人，从来没有一位对书的署名方式提出异议。将近30年后，怎么就说没有署范祥雍先生的名字呢？对于《大唐西域记校注》，季先生不仅是全书编撰工作的主持者和第一责任人，而且无可置疑，他的贡献是最大。任何人，只要翻看一下《大唐西域记校注》，都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如果把校注的内容为三个部分：原文、校勘和注释，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注释部分，即使不考虑注释的难度和涉及到的古今中外多种语言和各类学术问题，仅仅只讲文字的量，占比也远远超过其他两个部分。而只要对学术稍有了解人都知道，书中的注释，涉及问题的难度远远超出一般的古籍整理。这还不谈季羡林先生为全书所写的前言，篇幅超过10万字，在古籍整理类的著作中，前言占有这样的分量也极为少见。我了解的情况，季先生为写这篇前言，阅读了大量中外文献，数易其稿，前后断断续续花了大约两三年的时间。我这样讲，不是要为季羡林先生争什么贡献大小，而只是想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从任何意义上讲，季羡林先生都是全书编撰工作的主持人和带头人，而且，这个任务，最初不是季先生自己找来的，而是1977年底，当时的中华书局的领导约请季先生，要求季先生出面承担的。书的责任编辑，中华书局已退休的谢方先生现在还在，就在上海。所有一切，可以就近问他。

　　第三点，我以为还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大唐西域记校注》的校勘部分，虽然一开始确实是由范祥雍先生独自完成，但最后出版印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玄奘的原文部分并不是每一个字都根据的是范先生的校勘。原因很简单，原来的校勘，有些地方，必须配合注释条做必要的改动，这样的改动虽然不多，但是是有的。

　　最后一点，我觉得是否应该问一下：针对一件事实清楚、简简单单的事，在这样一个正式的、有这么多学术界同仁参加的座谈会上，为什么会有如此不负责任、混淆视听的发言呢？这些话现在又通过报纸广为人知，不仅损害了季羡林先生的清誉，而且已经造成更多更恶劣的影响。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希望仍然还是通过《文汇报》，对事实做一个澄清。季先生虽已过世，是否也需要还他一个清白？季先生在世时，颂扬者多多，现在他不在了，难道我们就可以这样对待他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来源：文汇报
原链接：http://whb.news365.com.cn/sxrw/201408/t20140825_12450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