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云记》是中国小说还是朝鲜小说？两派学者都说“铁证如山”

東里山人

二十多年前，在韩国岭南大学中央图书馆的汶波文库里，一本9卷18万字的汉文小说被首次发现，封面题为《九云记》，署名“无名子添删”。这部小说以汉文写作，讲述了一些清朝的中国人的故事，其情节、描写深受《红楼梦》的影响。这样一部作品，无论从文化遗产整理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中韩文化交流的方面来说，都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位未肯留名的“无名子”到底是谁？这究竟是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古代白话小说，还是由朝鲜人用汉文撰写的朝鲜小说？这样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到底是应该把它写进中国的清代小说史，还是将之纳入韩国的文学史？……

这就是中、韩两国学者至今争论未休的、成为国际文化研究中一个小小“热点”的“《九云记》之谜”。

韩国学者意见不一，我国学者多认其为中国小说，法国学者陈庆浩以“内证”说明：“《九云记》是朝鲜小说”

《九云记》被发现的二十年来，已有不少韩国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尹荣玉、陆宰用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九云记》是一部地道的韩国小说。它承袭了朝鲜著名汉文小说《九云梦》（作者为朝鲜人金万重），也受到《红楼梦》、《镜花缘》等中国古典小说的深刻影响，是一部在中韩文化交流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小说。而以丁奎福、崔溶澈二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九云记》是一部中国小说。它实际上就是史有记载、但目前尚未找到的中国清代文人梅花所作的小说《九云楼》的抄本。它的发现正可以说明，中韩两国文化史上不仅有中国小说对朝鲜小说的影响的关系，同时也有朝鲜小说反过来影响中国小说的关系，这种相互和交流的关系意义深远，甚至可以说填补了史料的空白。

《九云记》之所以可能成为一个“谜”，还要从“汉文化圈”说起。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字不仅仅是中国人用以写作的工具，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地都大量使用汉字，这些地区就形成了一个“汉文化圈”。日本是到13世纪以后才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而越南、朝鲜则更晚，直至本世纪才停止使用汉字。因此，这些国家不仅保留了大量的汉文文献，同时也流传下来很多汉文小说、诗歌、诗话、戏剧等文学作品。有趣的是，朝鲜的汉文小说不像日本和越南小说那样只写本地的人和事，绝大多数朝鲜汉文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境内发生的中国人的故事，并以此折射和反映朝鲜社会。正因此，作者不详、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九云记》到底归属哪方，成为了引发研究者争论的一则难解之“谜”。

在韩国学者研究了十余年之后，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世德教授首次将《九云记》介绍给了中国学术界。他的论文《论〈九云记〉》，以及他在《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纸上发表的报道文章引起了中国学者们的重视。刘世德的观点与韩国丁、崔二位学者相同，即认为《九云记》就是《九云楼》，这是一部中国小说。支持这个结论的最重要的证据来自韩人金进洙的《碧芦集》：此书记载了《九云楼》作者的一段自序：“余官西省也，于舟中得见《九云梦》，即朝鲜人所撰也。事有可采，而朝鲜不娴于稗官野史之书，故改撰云。”刘世德解释说，“西省”指的是今天的山西省或陕西省，由此可见《九云楼》的作者是中国人。而且他所说的“朝鲜人不擅长于写小说，所以要自己来写”的话，更说明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而《九云记》和《九云楼》只不过是同一部书的不同书名而已。

1994年，由刘世德校点的《九云记》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终于可以读到这部新发现的小说了。与此同时，刘世德关于《九云记》是中国小说的观点也被国内学者所接受。1996年出版的《清代小说史》（张俊著）收入了《九云记》，1997年出版的《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也将之收了进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国内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看来，很多人已经认同了《九云记》就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能在域外发现中国的古代小说，实现研究材料上的突破，学者们无疑都会感到兴奋和喜悦。

但是，今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韩国汉文小说学术研讨会”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自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陈庆浩教授“撇开外部的资料，直接从文本入手”，由“内证”得出肯定的结论：“《九云记》是朝鲜人的作品。”

近日，陈教授在北京专门就此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陈庆浩：从文本入手、可以断定，《九云记》出自朝鲜人之手

多年从事“汉文化整体研究”的陈庆浩教授最近正在进行域外汉文小说的研究。目前，他已主持收集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而《日本汉文小说》和《朝鲜汉文小说》的收集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在这项梳理汉文化历史的大工程中，《九云记》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令陈庆浩关注“《九云记》之谜”的一个直接原因。由于研究的需要，陈庆浩接触了大量域外汉文小说，他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刘世德也承认：“陈先生专门研究域外汉文小说，他看的很多，这其中有什么规律，他是掌握的。而我不掌握。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结论可以具有说服力的地方。”

基于阅读和研究的经验，陈庆浩首先从语言的角度发现了问题。他说：“写作和思想一样，是一种潜语言，难免受到作者的母语影响。对不是以汉语为母语或经常使用汉语的人，用白话文写作是相当困难的，写出来的作品，留下母语影响的痕迹亦较多。因此，考察一部汉文作品是以汉语为母语还是别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所写，文字是最重要的依据。”在《九云记》中，不规范的词句几乎是每一页都可以遇到，比如“这么一个好好的居”、“奉把礼物来了，摆两道分上”之类。有趣的是，陈庆浩曾请他的韩国朋友们来读这些句子，他们却认为这些都是通顺清楚的。陈庆浩说：“这是因为符合他们的语言习惯，他们习而不察的缘故。”从这一点不难看出，这种语言出自朝鲜人之手。

在词句和语法以外，陈庆浩当然还有进一步的论证。他说：“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自然也会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也是我们判断的根据。”因此，他在称谓、制度、地理、风俗及其他几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文本考察，指出了《九云记》中有关方面的大量知识性错误。这些明显的例证可以说明，小说的作者并不十分熟悉中国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陈庆浩说：“一个外国人写中国，他肯定是要露马脚的。”

从文本内部找到了不胜枚举的“马脚”之后，陈庆浩对刘世德等学者的那条外部证据也作出了解释。他说：“一个人说‘朝鲜人不善于写稗官野史，我来写’，这并不能说明他就一定是中国人。其实这样一句话，自然中国人可以说出来，但一个自负的、认为自己很行、可以写好小说的朝鲜人也是可以来说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外部资料的不明确，固然是陈庆浩直接从作品本身进行考察的一个原因，但事实上，即使有更明确的外部资料，他也还是认为“作品本身最为重要”。他说：“一个作品，就算有人证明它的作者是中国人，或者就算作者自己说他是中国人，但文本本身的特征这样明显，那就要考虑考虑。没有什么比文本本身更重要。所以，我现在就是从小说内部证明给大家看，《九云记》不可能是中国人写的小说。这简直是铁证如山。”

刘世德：《九云记》就是中国古佚小说《九云楼》

作为陈庆浩的好友，刘世德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以前已经读到了陈的文章。他告诉记者，他与陈庆浩已经有多次关于《九云记》作者问题的讨论了。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从作品本身并不能判定它是中国人写的还是朝鲜人写的”，刘世德肯定地说，“因为现在看到的是朝鲜人的抄本，那么在抄的过程中是否有改动，现在看到的是否作品的原貌，这都是无法证明的。所以说，是中国作者还是朝鲜作者，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要最终判定作者的问题，必须另找证据。”

最重要的一条外证已经证明：《九云楼》是中国人所作。因此下面的问题是：《九云楼》到底是不是《九云记》？陈庆浩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而刘世德则认为这一点确凿无疑。

在李树廷的《金鳌新话跋》里有这样一句话：“《九云梦》向为清人某评点成十卷，印行于世。”刘世德认为，这条材料可以证明《九云楼》确实曾有十卷印行于世，而首卷全是画像，这就和现在发现的九卷的《九云记》完全吻合。刘世德因此说：“如果没有外在的材料，陈庆浩先生从内证得出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现在有外在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人受《九云梦》的影响写了《九云记》，一共十本，与现在的情况完全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考虑，原来只从文本来考察得出的结论的可能性不是百分之百。陈先生现在不考虑这个因素，还是只从本文来论证，我觉得是有欠缺的。”

此外，刘世德还解释说：“中国古代小说有一个传统，一本书有好几个名字，比如《红楼梦》也叫《金陵十二钗》，很多书都是这样。所以《九云记》和《九云楼》是一本书的两个名字，这是不足为怪的。可以看到的是，在朝鲜小说《九云梦》里并没有出现‘九云楼’这个名字，但是在《九云记》中，男主人公的家里有一座楼的名字就叫‘九云楼’，书中好几回都写到男主人公与妻妾们一起在这座楼上游玩、作诗。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用楼的名字来作书名的有很多，《九云记》又叫《九云楼》，这是完全可能的。”

对自己观点的坚持，刘世德与陈庆浩的态度同样不可动摇。他表示不同意陈庆浩关于“内证最重要”的观点，而是认为“没有外证时用内证是不错的。但有了外证，而且与你得出的结论相反，那就要考虑把内证与外证结合起来，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

争论远未结束。方法论上的分歧也许更重于“《九云记》之谜”本身，这也许是一个影响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

刘世德的观点已被不少国内学者所接受，这是事实。但同时记者也了解到有一些国内学者，他们虽未公开发表文章，但实际是支持“《九云记》是朝鲜小说”的观点的。例如记者在陈庆浩先生住处采访时偶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的胡小伟先生就明确表示：“我同意陈庆浩先生的观点，《九云记》是朝鲜小说。”他认为陈庆浩在研究域外汉文小说过程中见到的此类小说很多，而我们国内的学者由于各种原因，见到的很少，因此陈庆浩的观点更能令人信服。看来，“《九云记》出自朝鲜人之手”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也决不是“孤掌难鸣”。

显然，《九云记》的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都还处于讨论之中，虽然双方都认为结论是明摆着的，而且“铁证如山”，但目前仍无法得出最后的结论。在国内，早在1993年北京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上，刘世德第一次发表关于《九云记》的论文时，陈庆浩就已经提出异议，争论已然开始。l995年，当刘世德的论文译到韩国以后，持不同观点的陆宰用撰文《〈九云记〉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商榷》进行了辩论。时至今年6月，在台北的“韩国汉文小说学术研讨会”上，与陈庆浩持不同观点的韩国学者崔溶澈又发表了论文《“九云梦幻九云楼”——韩中小说史上共受注目的＜九云记＞成书过程》进行商榷。两国国内及两国之间的争论依然热烈，看来，一场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的是：在《九云记》归属上的分歧实在更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分歧。后者的意义实际已超越了问题本身。

陈庆浩表示，他之所以提出《九云记》的问题，就是要强调内证的方法。他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假如能够好好去想，好好去读这些作品，即使作者没有署名也没有关系，作品本身能够提供线索，外国人写的小说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问题是我们不要被发现新材料的兴奋和喜悦所影响，从而作出不够谨慎冷静的判断。学术研究是不应该受到这种好奇心的影响的。”

据了解，《九云记》并非第一部有争议的小说。我国学者曾有过将著名的朝鲜汉文小说《谢氏南征记》和《红白花传》误认为中国古佚小说的错误，造成了“国际笑话”。至今，《红白花传》还收在中国社科院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中，没有在大范围内将错误纠正过来。据陈庆浩介绍，1997年出版的《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不仅误收了《九云记》，同时也误收了另一部朝鲜小说《啖?》。因此，陈庆浩强调，内证的方法不仅应被用来判定《九云记》的归属，它同时也应被运用到对其他小说的判定中去。他提醒国内学者：“以后假如再碰到这种情况，要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用这种方法去检验。不要再发生同样的错误了。”

方法的不同当然不说明研究结果的对错。陈庆浩的说法无疑发人深省，刘世德的观点也引人深思。他一再强调“当内证不能说明问题的时候，就应该从外面找证据。内证、外证相结合，才能找到最合理的解释。”这种方法看起来并不与陈庆浩截然对立，但显然有着侧重点上的不同。

“《九云记》之谜”的争论尚未落下帷幕，方法论的分歧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无论如何，掌握一种正确的、好的方法就是掌握了通往真理的方向。对正确方法的探索无疑将影响到今后的学术研究进程，而且，这也许将变成一个与研究本身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课题。

来源：http://www.gmw.cn/01ds/1998-08/12/GB/211%5eDS5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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