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伯俊校理《三国演义》的几点商榷

東里山人

作者：刘斌

（《呼兰师专学报》2002年第三期第59页，  呼兰师专学报编辑部）

沈伯俊校理的《三国演义》纠正了原书的许多“技术性错误”，使一些谬误不至于继续误导读者，这实在是功莫大焉。“沈伯俊在《三国演义》研究空前兴盛之时做此前无古人的校理工作，适逢其时，十分必要。”[1]并且，沈先生校理的本子独具特色，质量优于通常版本，时人誉之为“沈本”，不为过也。（为方便起见，下文也一律称之为“沈本”。）不过，作为后学，在“仰视”之余，抱着不敢迷信权威的态度通览全书，我还是发现了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大体说来，有以下五个方面，现列于此，以就教于沈先生与方家。

一、 哪种改法正确？

沈伯俊校理的《三国演义》目前已出了数种，兹以以下两种为例：一种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校理本（1992年2月第1版）” 和“中国古典小说典藏本（2000年1月第1版）”（这两个本子无论内容还是校理说明，乃至页码都完全一致，算做是一种，以下简称为“江苏本”）；另一种是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评新校古典名著系列（1995年4月第1版）”（以下简称“山西本”）。在实际校理中，两个版本有些地方并不一致，甚至出入很大。

比如，《三国演义》原文第一回说刘备的祖先“汉武帝时封涿鹿亭侯”，江苏本将此句改为“汉武帝时封涿县陆城亭侯”，依据是《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见江苏本第855页第4处）。而山西本将此句改为“汉武帝时封中山国陆成侯”，依据是《汉书·王子侯表》（见山西本1434页第5处）。究竟哪个正确？让人有些无所适从。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计谋大破解》（原著：罗贯中，破解：赵安郎）在《三国演义》原文里江苏本校理过的地方几乎全部按江苏本在相应的地方注释成“应为×××”。那么，以上不一致的地方倘若是山西本正确的话，沈先生是不是无形中又制造了新的“技术性错误”呢？

还有，江苏本第883页第264处，原文“暗想咸阳火德衰”被改成了“暗想长安火德衰”，其根据是“咸阳为秦朝都城，长安放为汉朝都城。”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此处用“咸阳”来借指“京城”而不指具体地点难道不行吗？曹操诗《蒿里行》中“乃心在咸阳”这一句中的“咸阳”也并非指秦朝的都城啊。周邦彦的词《苏幕遮》里“久作长安旅”一句亦是用汉、唐之都长安借指宋都汴京的。当然，江苏本此处的改动在山西本里并不存在，出于何因，笔者不得而知。

二、 改得一定对吗？

江苏本第930页第624处和山西本第1514页第699处均将“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改为“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卯日”。“其根据是《二十史朔闰表》建兴五年三月无丙寅日。”可是，建兴五年三月就一定有“丙卯日”吗？众所周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搭配，六十种是一个轮回，即一花甲。在搭配时，天干中的“丙”只能和地支中的“子”、“寅”、“辰”、“午”、“申”、“戌”搭配，地支中的“卯”只能和天干中的“乙”、“丁”、“己”“辛”“癸”搭配。“丙”和“卯”是无论如何也到不了一起的呀。江苏本和山西本全都白纸黑字地印着“丙卯”，看来也不可能是印刷错误。

三、 有无改动的必要？

沈本在校理中处处以史书为准绳，却忽略了有时罗贯中（或是毛宗岗）对史实的灵活处理。变数字乃至一字就由史家言变成了小说家言的情况不是没有。比如“冢中枯骨”本来指袁术已经死去的“四世五公”的祖先，但罗贯中信手拈来，用来写袁术，也形象贴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

回到沈本中来，山西本第1464页第286处，《三国演义》原文是“非其主不能守”，沈本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改为“而其主不能守”。窃以为，“非其主不能守”文义也通，并且，用“非”字更写出了诸葛亮对刘备的暗示：刘表虽占有荆州，但他根本算不上荆州的主人。只有将军你才配做荆州之主。只有配做荆州之主的人才守得住它。罗贯中这一改，使其语言所要表达的潜在的内容更为丰赡。而照《三国志》改回来，则未免显得太平直了。

再比如山西本第1541页第934处，沈本将“九伐中原空劬劳”改成“八伐中原空劬劳”，理由是“姜维第八次北伐退兵后，仅在沓中屯田，并未九次北伐。关于这个问题，毛宗岗在第一百十五回的回评里早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武侯出师，以屯田终；姜维出师，亦以屯田终。屯沓中与屯渭滨无异耳。以为避祸，而保蜀之道在焉；以为保蜀，而取魏之道亦在焉。姜维未尝有九伐中原之事，而后人以沓中之役，为维之九伐中原。夫为取魏而屯田，则虽谓之九伐焉可也。[3]

可见，小说中是把沓中屯田也算在内了，这是一种主观情感，而并不是什么错误。要是非按史实深究的话，诸葛亮不是也没有“六出祁山”吗？

还有山西本第1479页第389处，诸葛亮说：“岂惧周郎一小儿乎？”沈本删去了“小儿”二字，认为，诸葛亮比周瑜小六岁，不应称周瑜为“小儿”。可是，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这里诸葛亮是在跟鲁肃“示威”，这样说并无不可。小说里张郃不是也曾说他视张飞如小儿吗？（以上这三处改动为江苏本所无而仅见于山西本。）

沈本还多次将“山东”一词改掉，似乎也没什么必要。“山东”虽非东汉政区名，但它自战国以来一直指崤山以东或泰山以东的那部分地区，小说里这样用有何不可呢？况且小说中又不是一定用它来作政区名的。类似的情况还有“西凉”。将马腾的官职“西凉太守”改成“凉州刺史”，当然无可非议。但像“吾有西凉进来的好马”（江苏本第859页第38处，山西本第1439页第48处）将“西凉”改成“凉州”，就未免太较真了吧。把这里的“西凉”理解成方位、地区而非政区难道不行吗？

此外，江苏本第871页第162处，山西本第1450页第163处。原文“（登曰：）将军若用老夫之言”被改成“将军若用某之言”。“陈登此时三十余岁，不应在吕布面前自称‘老夫’。”这一理由很充分，作为纠正错误，自是无可非议。可是，在有些版本里，这“老夫”一词是陈珪说的。比如嘉靖本卷之四《袁术七路下徐州》这一则，原文作：“珪曰：‘父子良贱皆在将军掌握之中，待走那里去？趟将军肯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无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评本《全图绣像三国演义》此处这句话也是陈珪说的，惟文字稍有不同：“珪曰：‘将军若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无虞。’”也有的版本里这段话是陈登说的，但自称“愚夫”而非“老夫”。比如中国书店据上海鸿文局石印本影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此处是：“陈登曰：‘将军若用愚夫之言，徐州可保无虞。’”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补正本三国演义》（盛巽昌补正）此处陈登也是自称“愚夫”的，可见，此处“老夫”一词的不当是沈先生所选的原始本子造成的，好像不应该算成是错误吧。

四、 顾此失彼怎么办？

《三国演义》结构严谨，其内在联系的有机性非常强，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沈本在有些地方的校理就难免有顾此失彼之憾。

因为“东汉时尚无‘西川’之名”（江苏本第861页第52处，山西本第1441页第60处），所以，凡是“西川”，沈本差不多都改成了“西蜀”（“马超积祖西川人氏”改“西川”为“西州”纯系纠正“技术性错误”，另当别论）。可是，小说第一百十七回卷中诗：“后主昏迷汉祚颠，天差邓艾取西川。可怜巴蜀多名将，不及江油李氏贤。”“川”在这里是韵脚，恐怕不遍改动吧。沈本于此处为做改动，那么，同样的“西川”，有改者，有不改者，这到底该怎么看？

类似的情况还有，沈本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将“吉平”改成“吉本”，这使得卷中诗里“医国有称平”一句成了“医国有吉本”（江苏本第877页第211处，山西本第1457页第219处），放在诗中韵脚不对，平仄不谐，似乎不够合适。

再看江苏本第902页第405处和山西本第1482页第427处，沈本将韩遂的年龄由小说里的信笔而写的“四十岁矣”依照历史改为“年近七十矣”。那么，马超似乎应该称韩遂为“伯父”，而不是“叔父”。

总之，纠正“技术性错误”应顾及《三国演义》的有机性，否则，若是顾此失彼的话，这种纠错的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

五、 怎样改更好些？

在能纠正“技术性错误”的前提下，原则上应是改动得越少越好。那么，书中有几处“技术性错误”只要改动标点就能纠正，用不着改换原文。比如，江苏本第879页第222处，山西本第1458页第230处，“忽北门守将飞报：‘关公夺门而去’”，沈本认为“关公”一词出于北门守将对曹操禀报之语不当，而改成“关羽”。其实，这一处只要把引号去掉，让“关公夺门而去”一句作为北门守将的间接引语即可。再如，江苏本第878页第218处，张辽对曹操的话中的“关公”固然有些不当，但“关羽”和“云长”二者还是改成“云长”好些，而沈本却选取了前者。（关于对关羽称呼的问题下文还要谈及）。还有，江苏本第865页第97处“兖州、濮阳已失。”沈本认为“濮阳仅为兖州之一县，原文大小地名混用。”那么，只要删掉顿号，变成“兖州濮阳”这一种大名套小名的形式不就行了吗？何必像沈本那样将“兖州”删掉呢？而到了山西本里，此句又被改成“兖州诸郡县已失”（山西本第1445页第104处）。究竟是丢了濮阳一县，还是丢了若干郡县，两个版本又让人无所适从，这又不由得让人想起本文提出的第一个疑问。

在沈本中，也有的改后失却文采。像赞美严颜的那首卷中诗里“巴州年老将”一句，改成“巴郡年老将”，“技术性错误”是纠正了，但却使诗文平仄失谐，颇觉拗口。其实，不妨改为“巴中年老将”，既达到了纠正错误的目的，有没破坏原诗的格律美，岂不是更好？

除了以上五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特殊，那就是关于关羽的称谓问题。书中涉及关羽，每每都不直呼其名，有时甚至有些不合情理，但却是明清之际“为圣人讳”的一种体现。江苏本第898页第377出，山西本第1478页第397处，“关某从江陵杀来”被改成“关羽从襄阳杀来”。这“关某”似乎不应算在“技术性错误”之内。关于这一点，戏界的情况可为旁证：

……过了几年，禁令稍松，才又有演者，但通名仍不许说关羽二字。

戏中每遇到关羽的戏，皆不许直呼其名，别人或敌方则都称他为关公。比如《战长沙》，黄忠则说：“来者可是关公”。一般学者对此极端不满，且讥为不通。其实这也有个来源。在清朝以前，文庙、武庙，几乎是一样郑重。故孔、关二人的名字，借须避讳。羽字虽不能严避，而亦特将笔画缺末两笔。羽字本为三撇，后特写为两点，就是因为关公名字的关系。所以乾隆年间，张德天奉旨编《鼎峙春秋》，每遇到关公之名，借不敢直书，自己则说关某，他人则呼曰关公。戏界至今，尚相沿习。但此亦不必讥其无知。如果讥其无知，则学界现在写羽字仍写为两点，是与戏界之无知相等矣。[4]

毕竟小说跟戏曲不同，让敌方称关羽为“关公”未免太离谱，于是，就用“关某”。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第二十六回：“玄德从容进曰：‘……天下同貌者不少，岂赤面长髯之人，即为关某也？’……”；“郭图、审配入见袁绍，说‘今番又是关某杀了文丑，刘备佯推不知。’”；第二十七回：“（夏侯惇）大叫：‘关某休走！’”；第二十八回：“惇曰：‘关某于路杀把关将士，丞相知否？’”；“惇曰：‘丞相叫擒关某乎？’”……而沈本对这些“关某”都置之不理，独改了那一处，这就匪夷所思了。

关羽的称谓这个问题比较特殊，恐怕不能算作是“技术性错误”。

总而言之，沈伯俊所做的校理工作，无论对《三国演义》研究还是对其文本本身，都是功不可没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免也有可商榷之处。在此提出拙见，聊供再版时修订参考。

参考文献

[1]关四平  《〈三国演义〉版本的新里程碑——评沈伯俊对〈三国演义〉的校理》 见《学术交流》1993年第3期。
[2]徐传武 《三国99个大悬案》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46页之十七《“冢中枯骨”本指谁》。
[3]引自“醉耕堂本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志演义》，罗贯中 著   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2月第1版，第1279页。
[4]齐如山   《增订再版京剧之变迁》

東里山人

“羽字本为三撇，后特写为两点，就是因为关公名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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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不对，查唐宋留下来的各种书法碑贴，羽字多作两点。一般只有在篆书书法作品中，才随《说文》作三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