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感论儒家与政治

東里山人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作者：兰溪
（略为修正个别错字）

常有人问南怀瑾先生，“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他常不知所对。

他以庄子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为喻，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干叶之外的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

但南怀瑾先生仍然以他毕生所累积的知识，对中国的儒家文化的流变做论述，微言大义，是非评价皆在行文之间。（以下根据南怀瑾先生文稿整理）

儒学的误会

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精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有堂皇尊号三皇五帝等，暂且不论，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有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的；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统统将之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而形成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似乎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产生的结果。

如果说自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不是号称有“致君尧舜”之道的臣子，岂非春秋大梦。由此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反而变成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了。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穿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了。等于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生命而无生机了。

师儒之道

从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定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时势的驱使，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精神为基础，但是经过几百年，也便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到了春秋时期，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志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509 ~ 468）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也就是后世至今所说，鲁国这个时期，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秦汉儒术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术，便大有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由孔子订定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传说，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秦始皇统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的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汉文帝）景（汉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再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一尊于儒”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法则，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衍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大致来讲，确实是彬彬多文学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越来越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厌恶太监们的擅权与专横，一般自命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入小人们比而不周的党派，因此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先出现东汉特殊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祖述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历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不能完全厚非。

佛儒掺杂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异同的见解，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而厌旧；但北方的学者，守旧而疑新，甚之，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而多伪。在此时期，印度进入中国的大小乘佛教，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汇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的互相掺杂之后，思想开放，从儒学的六艺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几乎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雄浑潇洒，风流倜傥的别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党派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意气上的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至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厌倦时势，大多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宋朝似此尊重师儒之道的行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从此形成后世的师儒名教，专守程朱章注，即为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藉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祐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皆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作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讧，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始终的西夏等，其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的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于佛、道揉入儒学，别树风格。甚之，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异议。唯一般治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明清时期的儒林

元、明之间，承先启后，应是由南宋末期的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出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明代唯一的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至于亡。但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却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作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似此两非两是的案语，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绝。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辽宁沈阳）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启用明末先世流徙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礼，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致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即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师友之间，尊重周、孔经义，习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启用前朝归顺敦品厉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但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平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之士，如孙奇逢（夏峰）、黄宗羲（梨州）、王夫之（船山）、顾炎武（亭林）等辈，影响清朝两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种；咸丰、同治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两百零九种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但从顺治开始，由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厉行的儒者以牢笼天下士子的异心，而对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三代相习，皆以潜心佛学而配合外用之术。

如康熙的重译《般若心经》，雍正的专志禅宗，整肃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辞章文艺，但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辞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辞人项鸿祚（莲生），自序《忆云词》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

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儒龚自珍、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僚友好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业。同治以后，文运再变，其中翘楚，便是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述而不作，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余事而已。

但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洲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萌，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如舍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的是非而不论，即以康有为渗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对于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启迪颇大，此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

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深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镶辞达奥旨，举中外治术原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常于广众中言自由、平等、权利诸说，要皆未尝无利，倘无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常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仪礼、周礼经学），修其内者也。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无中国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不能弥此祸也。”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以后，直到现近百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商与精密科技的发达，货币金融的洪波巨浪，淹没人文学术思想的潮流方兴未艾，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多情的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中流砥柱，实亦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名存而实亡，但其抱残守缺精神，待时而兴之志，诚可嘉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