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效維：關於漢文化資料庫收錄小說作品的幾個問題

東里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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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漢文化資料庫收錄小說作品的幾個問題

裴效維

漢文化資料庫不僅是一個宏大的古文獻工程，而且要運用現代高科技電子手段，而我在這兩方面都是門外漢，況且剛剛參與這項工程，只是在小說這一塊邊學邊幹，因此只能根據平常閱讀小說中遇到的一些情況，談談這一資料庫收錄小說作品時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以就教於諸位同仁，以便今後更好地工作。

據我所知，清末以前的中國小說，幾乎全都是漢文小說，因此可以說中國古代小說就是漢文小說。它的歷史沒有詩、文那麼長，並在“文以載道”觀念的支配下，曾經長期被封建統治者和文人士大夫視爲“誨淫誨盜”的洪水猛獸，屢遭禁燬。然而由於它產生於民間，其形式爲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其內容又幾乎包羅萬象，因此勢不可擋，以致後來居上，至明、清時竟取代詩、文而在文學中佔據了主導地位。甚至直到現在，它仍然是古文獻中流傳最廣的部分，足見其生命力是多麼強大。與其他文獻相比，小說的最大特點在於，它以成千上萬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無所不包的社會生活內容，成爲中華文明史的有力見證。它與中國的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思想史、文化史、藝術史、民俗史、宗教史、語言史等都有密切關係，是中華文明史的百科全書。因此，將其作爲中國優秀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收入漢文化資料庫，顯然是理所當然的，毫無疑議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高質量地完成這一工作，使這一部分文化遺產得以流芳百世，萬代傳承。爲此，我對以下四個問題談點個人意見。

一、小說概況

漢文化資料庫既然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工程，那麼對所收資料進行科學分類，以便檢索，就顯得尤爲重要。我相信總設計者會充分利用現代高科技手段，妥善處理這個問題。我所要談的，只是如何界定小說，使其合理地融入這個體系之內。中國古代文學有五大文體，即詩、文、詞、曲和小說，前四種文體及小說中的通俗小說，界限都比較清楚，無須鑒別。唯獨文言小說的情況相當複雜，以致迄今爲止，尚不能確定其數量。因此我們在將小說收入漢文化資料庫之前，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文言小說之所以混亂，原因主要在於古代小說概念的混亂。

“小說”一詞雖在古代文獻中不時出現，但其涵義卻因時乃至因人而異。《莊子·外物》說“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把小說與“大道”相對而言，即指無關緊要的小道理，與作爲文體之一的小說毫不相干。《漢書·藝文志》將小說定義爲“街談巷語，道聽塗說”，則指民間傳說、民間故事之類，雖然與文體之一的小說靠近了一步，畢竟算不上小說的定義。至唐代，雖然文言小說盛況空前，且成就卓著，但當時並不以小說相稱，後人則稱之爲“傳奇”。到了宋代，則又把小說專指平話的一種，其內涵顯然要比現代小說概念狹窄得多。明、清雖然產生了大批章回小說，成就了中國古代小說的鼎盛局面，然而當時多稱之爲“說部”，很少稱之爲小說。可見古人既沒有給小說文體下過正確的定義，更沒有達成共識。

此外，古人也沒有把小說看作是一種獨立的文體。其主要表現有兩種情況：其一是以部分小說的內容爲根據，把小說視爲史書的附庸，即所謂“正史”的補充，所以稱之爲“野史”或“稗史”。其二是把小說與戲曲混爲一談，歸入一類，而且這種觀點直到清末民初還相當盛行。譬如梁啟超是晚清文學革新的旗手，曾經發起了一場規模宏大的文學革新運動。他尤其對中國小說抱不平，因而於1902年在日本橫濱創刊了中國第一個小說專刊《新小說》，並在該刊上設立“小說叢談”專欄，不僅親自撰文，而且邀請當時的文界名家撰稿，爲中國小說張目，這在當時確爲石破天驚的一大創舉。然而該欄發表的文章卻既談小說，也談戲曲，並將戲曲稱之爲“韻文小說”。這說明即使像梁啟超等這些思想超前的先進學者，對於小說的概念也沒有弄清楚，遑論當時的封建文人。甚至直到民國初年，蔣瑞藻的《小說考證》仍然將小說和戲曲一鍋煮，且沒有受到任何質疑，說明這種觀點在當時仍被視爲天經地義。

中國人對於小說文體的正確認識始於五四新文學運動，且由於此後逐步全面接受了西洋的文學觀念，中國學者才以西洋的小說理論爲依據，回過頭來對中國古代小說進行考察，從而開創了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嶄新局面，取得了豐碩成果，達成了不少共識。其中有助於漢文化資料庫收錄小說工作的有四點，我本人也贊成這四種觀點，因此略作介紹。

第一，中國古代小說明顯地分爲兩大系統，即文言小說系統和通俗小說系統。文言小說產生較早，至唐代已經成熟；而通俗小說則遲至唐末宋初才出現，至元、明才得以完善。兩者雖然互有影響，但始終涇渭分明，自成體系，獨立發展。它們的區別不僅在於所用語言不同，還表現在其他三個方面。其一是篇幅規模的不同：文言小說除了在民國初年出現過少量長篇（如徐枕亞的《玉梨魂》等）之外，全都是短篇；而通俗小說則長短兼有，且以長篇爲主。其二是題材內容的不同：文言小說的內容比較狹窄，多偏重於神仙鬼怪及奇人異事；而通俗小說的內容卻非常廣泛，幾乎無所不寫，但以現實題材爲主。其三是藝術手段的不同：文言小說由於篇幅短小，往往純爲記事，很少有藝術描寫；而通俗小說，特別是長篇章回小說，則因其容量較大，便於作者藝術才能的發揮，因此不僅有精采的藝術描寫，而且塑造了許多生動的藝術形象。以上幾條決定了通俗小說的歷史雖然較短，但在總體成就上卻大大高於文言小說。因此漢文化資料庫在收錄小說時，應以通俗小說爲重點。

第二，中國古代的通俗小說並未受到小說概念混亂的影響，無論是短篇的話本、擬話本，還是長篇的章回小說，其質量雖有優劣，但從文體的角度來說，卻都是合格的小說，因而不存在鑒別的問題。然而由於長期遭到鄙視、排擠乃至禁燬，所以雖然流傳很廣，卻流失嚴重。一般讀者既很少保存，藏書家也很少收藏，總集也把它排除在外，甚至目錄學家也將其置之度外。直到近幾十年來，才有極少數學者致力於通俗小說書目的建立與作品的搜集，公共圖書館也開始注意收藏。然而爲時已晚，有的已經流到海外，有的更永墮劫灰，使我們難窺其全貌。據現有目錄類書著錄，成冊的中國古代通俗小說（包括短篇小說集）共有約一千二百種，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僅知其書名而不知其存否。因此即使漢文化資料庫能把現存者全部收錄，也不到一千種。何況它們分散於全國各地圖書館，很難獲得，所以實際能收錄的將更少，但五百種似可做到。

第三，文言小說可以歸納爲兩個系統，即傳奇小說與筆記小說。傳奇小說產生於唐代，繼續於宋代，發揚於明、清，至《聊齋誌異》而達到頂峰。這類文言小說一般都篇幅較長，故事曲折，人物生動，藝術性較高，其中的優秀之作完全可與現代短篇小說相媲美，顯然是中國古代小說中的精華，因此應該與通俗小說一樣，作爲漢文化資料庫的重點收錄對象。雖然有些傳奇小說集中混雜了少量算不上小說的筆記，也不影響其作爲整體收入漢文化資料庫。

第四，筆記小說的情況卻要複雜得多，它被淹沒在五花八門的雜記之中，分散於別集、總集乃至子書、經書之內。我們說中國古代小說混亂，實際上就是指筆記小說。古人只是把它們作爲雜記來寫，自然不成問題。而我們今天要把它們分門別類，從中挑出小說作品，就必須確定一個衡量標準。學界的共識是：既不能以古代某人的觀點爲準，也不能完全套用現代小說概念。因爲古代某人的觀點往往片面，難以涵蓋筆記小說；而現代小說概念又太嚴，以此去衡量筆記小說，勢必將大批作品排除在外，這也不符合筆記小說的實際。因此只能採取折衷辦法，將最低標準定爲兩條：一是作品中必須有人物（包括擬人化的神仙鬼怪）；二是作品中必須有故事情節。我們也應以此爲漢文化資料庫收錄筆記小說的標準。即使我們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也有許多號稱“筆記小說”的作品應被排除在外。分散零星的筆記小說可以不去管它，僅就成冊者而言，則大致可以分爲三類：一是全部或基本上都是筆記小說；二是全部或基本上都非筆記小說；三是筆記小說和非小說作品摻雜在一起，或筆記小說多於非小說，或反之。第一、二類比較好處理：前者自然是名副其實的筆記小說集，可以歸入漢文化資料庫的小說類；後者則可以排除在小說之外，歸入漢文化資料庫的其他門類。第三種情況最爲麻煩，不僅需要一篇篇加以鑒別，而且一旦鑒別之後，也無法加以歸類，因爲我們不能把一本書拆爲兩本或多本。因此，我的意見是把它們排除在小說之外。至於歸入何類，我相信總設計者自有妙計。這樣一來，漢文化資料庫所要收錄的文言小說就只有傳奇小說集和單純的筆記小說集，處理起來就容易得多了。那麼這兩類小說集共有多少呢﹖目前雖有兩種文言小說的目錄類著作，但由於著者的見聞與所持小說標準不同，所以著錄的數量也就大相徑庭。我的估計是應有文言小說集約兩千種，現存者不到一千五百種，略近於通俗小說的兩倍，但總篇幅大大少於通俗小說。

由上可見，現存古代通俗小說（包括短篇小說集）和文言小說集，合計至少有兩千種。那麼是否要全部收入漢文化資料庫呢﹖我認爲如果條件允許，全收是最理想的。理由有兩條：首先，從資料庫的價值來說，資料越全，價值越高；其次，古代通俗小說經過自然流失和無數次浩劫，毀滅的已經夠多的了，這個資料庫也許是爲它們提供的最後一個保存機會了。當然，如果暫時條件不允許，也可以選收，等有了機會再補收。但先要多收通俗小說，這是因爲它更容易流失，也更有價值。

二、版本問題

一般來說，由於漢文古籍流傳時間較長，勢必不斷重印，甚至有意加以修訂，所以版本眾多及質量參差是普遍現象。這種現象在通俗小說方面尤爲突出。

首先，有些通俗小說是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由民間藝人和文人逐步加工而成的，這種加工過程甚至在出版之後仍然在繼續，所以有人稱之爲“滾雪球”現象，從而造成了多種版本。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楊家將》、《三俠五義》等著名作品無不如此。

其次，有些通俗小說在出版之前曾經以手抄本形式流傳，而在傳抄過程中的誤抄或有意改動則在所難免，從而也造成了多種版本。《紅樓夢》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又次，由於小說的讀者較廣，使其具有較高的商品價值，因此成爲書商爭相出版的對象。而書商的唯一目的就是謀利，所以往往粗製濫造，甚至爲了迎合讀者而對作品亂加改動，這更是造成通俗小說版本眾多的主要原因。

文言小說集的版本相對少一些，但由於它們往往被收入多種小說總集，且往往只是選收，甚至對所收作品加以刪節，因而其情況也較混亂。

以上情況決定了中國古代小說的版本最多，也最爲混亂，加之散佚者甚多，事實上是難以統計的。孫楷第先生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等目錄類書所著錄的小說版本，只能是冰山之一角，掛一漏萬。這裡以晚清四大譴責小說的版本（包括重印本）爲例，以見一斑。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不完全的著錄，這四部小說的版本數分別如下：《官場現形記》80種，《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53種，《老殘遊記》186種，《孽海花》62種。這四部小說問世至今還不足一百年，其版本已如此之多，那麼其他小說的版本之多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國古代小說的多種版本，意味著兩個問題：一是無意中造成了不少異文和錯誤，二是有意進行修改乃至改寫。兩者合起來，就導致了中國古代小說版本的優劣與文字的歧異，從而要求我們必須對版本進行選擇。如果不辨優劣地隨便收錄，將使漢文化資料庫的價值大打折扣。這裡僅以《紅樓夢》爲例。

在所有中國古代小說中，沒有哪一部作品比得上《紅樓夢》受到學界的重視，以至於形成了所謂“舊紅學”和“新紅學”。然而迄今爲止，對於該書的作者及版本問題尚未完全弄清楚。關於該書的作者問題，多數人認爲其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寫，後四十回爲高鶚續寫。但也有人認爲，後四十回的主要作者是程偉元，高鶚只是其助手；還有人認爲，後四十回也是曹雪芹所寫，高、程只是對曹稿加以修改。關於該書的版本問題，則不僅有八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兩大系統，而且各系統中也情況複雜。八十回本曾經脂硯齋多次評批，又曾以抄本形式流傳，因而僅現存者就有十來個版本，各版本的文字也十分歧異，並有不同程度的殘缺。而一百二十回本也有三種版本，即“程甲本”、“程乙本”、“程丙本”。這三種本子不僅都對曹雪芹的前八十回作了修訂，而且後四十回的文字也有差異。這三種本子後來都有翻印本，但以胡適推薦的“程乙本”最爲流行。

《紅樓夢》不僅有如此眾多且又文字十分歧異的版本，而且還牽涉到續書問題，當然要引起紅學家們的關注，但長期爭論不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一種觀點對後四十回大加撻伐，斥之爲“狗尾續貂”。甚至進一步認爲，小說作品根本就不能續寫，從而完全否定了小說續寫的可能性。近年來對《紅樓夢》各種版本的亂加翻印現象，與紅學家們對該書版本的看法分歧有直接關係。這對於一般讀者也許無所謂，但作爲漢文化資料庫的一部分，卻不能不慎重對待。我們在《紅樓夢》眾多版本中選擇了以“程乙本”爲底本，又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庚辰本”和“戚序本”以及《紅樓夢》的“程甲本”作爲參校本。我們的主要理由是：

其一，既然紅學家們並不能完全否定後四十回的原稿爲曹雪芹所寫，那麼也就不能武斷地將其與前八十回一刀割斷。

其二，即使後四十回爲高鶚（或程偉元和高鶚）所續寫，也應該將其視爲《紅樓夢》的組成部分。因爲它畢竟使該書成爲有頭有尾的完整作品，避免了斷尾巴蜻蜓的缺憾。更何況其故事情節、人物性格、語言風格等與前八十回也大體一致，且部分篇章如林黛玉“絕粒”、“焚稿”等更寫得委婉動人。如將《紅樓夢》後四十回與其他小說相比，也不失爲上乘之作。

其三，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其前八十回的文字也與脂硯齋系統的《石頭記》多有不同，說明高鶚（或加上程偉元）對前八十回作了修改潤色。其修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部分不必要的枝蔓情節加以刪節，使其結構更加緊湊；二是對部分粗話和累贅的語言或刪或改，使其乾淨與簡鍊；三是改正了一些知識性的錯誤。可見是改得更好，而不是相反。

至於在三種程氏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中選擇了“程乙本”，則由於“程乙本”的文字最爲完善。

三、校勘問題

校勘雖然早已成爲中國的一種專門學問，但對小說的校勘卻並不普遍，只有小說名著才可能享受到校勘的待遇。其實既然小說的版本和異文更多，因此對小說的校勘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僅僅校勘還不夠，因爲小說作品尤其是通俗小說，不僅存在文字、文法方面的錯誤，而且人名、地名的前後不統一也時有出現，校勘只能在眾多異文中進行選擇，而不能消除這些原有的錯誤。因此除了校勘之外，還應該允許作適當整理。然而必須明白，整理是不得已之舉，必須以不損害作品的原貌爲根本前提。因此所謂整理，只能是改正錯別字，統一人名、地名，理順文字的倒置、文法的謬誤，等等。否則，就可能使整理過的小說價值大打折扣，甚至一錢不值。這絕非危言聳聽，是有深刻教訓的。其中最爲普遍的一種現象，就是以清除色情描寫與封建迷信爲由，對小說作品大加刪節。不僅《金瓶梅》受到如此對待，就連才子佳人小說等也未能幸免，如春風文藝出版社的“明末清初小說選刊”就作了刪節。這些被刪節過的小說猶如太監，實際上已成爲殘廢。這樣的整理不僅不利於古代小說的保存與流傳，簡直就是消滅古代小說。其實還不只存在刪節古代小說的現象，也不只是對色情描寫和封建迷信下手，不懂裝懂，自作聰明，妄加改動的情況也不罕見。其危害性也不下於刪節，它能使原作面目全非，或令人莫名其妙。爲了說明問題，僅舉我記憶所及的幾個實例。

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明末清初小說選刊”，除了刪節之外，還存在亂加改動的問題。這裡僅舉《玉嬌梨》中的三個例子。

該書第五回中有描寫某人穿著打扮的一段文字：

……頭戴一頂破尖氈帽，歪在半邊，身穿一領短青布夾襖，懷都開了，腳穿一雙綁腿蒲鞋。

這裡且不論其標點問題，令人不解的是，“蒲鞋”就是蒲草編的草鞋，何以其前要加“綁腿”一詞﹖一查原書，原來並非“蒲鞋”，而是“鞋”。“鞋”又作“鞋”，就是高筒棉靴，所以才稱“綁腿鞋”。顯然因點校者不知“鞋”爲何物，便擅自改爲“蒲鞋”。這種改動雖然不至於影響閱讀，但讓作品人物在大冷天裡光腳穿上草鞋，不也有點滑稽嗎﹖此外，標點也有失當之處。正確的標點應該是：

……頭戴一頂破尖氈帽，歪在半邊；身穿一領短青布夾襖，懷都開了；腳穿一雙綁腿鞋。

該書第十二回中寫書生張如軌因覬覦太常正卿白公（名玄）的女兒紅玉，對白公竭力奉迎，說道：“晚生下士，蒙老先生憐才心切，欲自愧怍，故得冒充名流，作千金馬骨。”這段話怎麼讀都覺得彆扭，且不說“欲自”與“愧怍”不能搭配，即使將“欲自愧怍”勉強解釋爲張如軌自感慚愧，也顯得累贅，索性省掉它倒還通順。核對原書，原來並非“愧怍”，而是“隗始”。“隗始”是一個典故，出自《史記·燕召公世家》：燕昭王因憤齊國侵凌，欲招賢納士，以雪國恥，故問計於策士郭隗。郭隗說：“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郭隗築宮而居，並師事之。果然樂毅、鄒衍、劇辛等賢士紛紛而至。昭王得眾賢士輔佐，國富兵強，終於聯合秦、楚、三晉，大敗齊國。“千金馬骨”即“千金市骨”，也是一個與郭隗有關的典故，出自《戰國策·燕策一》：燕昭王欲報齊仇，問計於郭隗，郭隗即以古代君王“千金市（馬）骨”爲喻，勸昭王招賢納士，昭王採納，賢士趨至，終報齊仇。可見原文不僅文通理順，而且突現了張如軌的狡猾性格：只三言兩語，既奉承了白公，又吹捧了自己。校點者因不知“隗始”這一典故，無法理解，以爲原文有誤，便亂加改動，結果將一段內涵豐富的精采文字，變得疙裡疙瘩，不合文法。

該書第十二回敘述書生蘇有德和張如軌都想娶白公之女白紅玉，都幹了冒名頂替的勾當，事情敗露後，白小姐道：“世情如此，真可畏人。愈見守身待字之難，十年不字不易，所以稱貞，良有以也。”這段話似乎勉強可通，但又覺得彆扭。經查原書，原來校點者改了一字，即把“大”字改成了“不”字。而校點者之所以要改這一字，顯然是覺得“大易”不可理解。如此一改，此句變成了“十年不字不易”，似乎很合情理。殊不知此處之“易”乃書名《周易》之簡稱，所謂“十年不字”，“所以稱貞”，正是活用《周易·屯》中的如下兩句：“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校點者雖然只改了一字，卻與原意差了十萬八千里。而且隨之發生連鎖反應，既斷句斷錯了地方，又漏加並錯加了標點符號。正確的標點應該是：“世情如此，真可畏人，愈見守身待字之難。十年不字，大《易》所以稱貞，良有以也。”

如果說校點者對“隗始”和“大易”看不懂尚在情理中的話，那麼下面的一個例子就太說不過去了。《玉嬌梨》原書第四回寫吳翰林遊金陵靈谷寺，看到一首題壁詩，讚道：

“好詩，好詩﹗清新俊逸，有庾開府、鮑參軍之風流。”

稍有古典文學知識的人都知道，“庾開府”即著名文學家庾信，因其曾任開府儀同三司之職，故稱“庾開府”；“鮑參軍”即著名文學家鮑照，因其曾任參軍之職，故稱“鮑參軍”。而有一個新印本（忘記了是哪家出版社出版），居然將“庾開府”改成了“庾參軍”，更將“鮑參軍”改成了“鮑關府”，真令人啼笑皆非。

其實不僅一般校點者常犯此類錯誤，就連名家也難幸免。我們僅以古代小說、戲曲研究名家趙景深先生爲例。

趙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經整理、校點過《三俠五義》（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他的整理可概括爲兩條，即刪書和改書。經他一刪一改之後，便將一部長篇巨著，變成了薄薄的一冊，真可謂“大刀闊斧”，狠下殺手了。因此我們只能在其數不勝數的刪改之中，略舉數例。

先看趙先生的刪書。他在該書的《前言》中曾將刪書範圍作了明確交代：“講因果報應的句子”，“歆羨皇家和開封府威儀排場的話”，“講八卦、五行、算命等迷信的語句”，“侮辱勞動人民不曾見過世面或女子小足的語句”，“比較難懂的地方俚語”，等等。簡而言之，就是既刪封建迷信的文字，又刪“難懂的地方俚語”。譬如“吉人天相”、“三從四德”、“繼續香煙”，就被趙先生作爲封建迷信的詞語而刪掉了，其他可想而知。又如趙先生認爲“糠登子”這一俚語“反正不懂，留下也沒用”，便將“打我的糠登子”一句刪掉了。其實只是趙先生不懂。“糠登子”是一種木製的篩麵器械，以腳登爲動力，帶動篩麵羅來回搖動，使細麵由網底漏出。“打我的糠登子”是一種比喻式說法，意即指使我像篩麵羅似的跑來跑去。這種器械在過去的農村十分普遍，所以農民創造了這一形象生動的俚語。趙先生不僅把這樣的俚語刪掉，還美其名曰“去掉”了“糟粕”，這豈不是倒把自己推到了“侮辱勞動人民”的境地了嗎﹖而且如果校點者都像趙先生一樣，凡是自以爲“難懂”或“不懂”的就都刪掉的話，那麼我們的古文獻還有完好保存的可能嗎﹖

趙先生改書的範圍更大，不僅仍不放過地方俚語，而且擴大到文言詞語和一夫多妻內容。

趙先生對地方俚語的改動，不僅是多餘的，而且還有改錯的。譬如他將“多儹”改爲“多久”，“乍著膽子”改爲“仗著膽子”，“倭了腳面”改爲“碰了腳面”，就都改錯了。“多儹”又作“多咱”、“多偺”，意爲“什麼時候”；而“多久”意爲“多少時候”。兩者風馬牛不相及，趙先生“多儹”見過“儹”等於“久”呢﹖“乍”又作“炸”，今作“奓”，意爲壯或大，“乍著膽子”就是因無所依靠或沒有把握、本來膽小而勉強放大膽子；“仗”乃憑借、倚靠之意，“仗著膽子”就是因有所倚靠而膽壯或本來就膽大。兩者更是南轅北轍，大概只有趙先生敢於“乍著膽子”這麼幹。“倭”又作“窩”或“歪”，今作“踒”，意爲身體某個部位因猛然受到挫折而使筋骨扭傷，如“倭了脖子”、“倭了手指頭”等。而“碰”則是兩個物體突然接觸，既可能很重，也可能很輕；如果物體“碰”到人的身體，也可能受傷，也可能不受傷，而且即使受傷也不同於扭傷。因此“倭了腳面”和“碰了腳面”顯然是兩碼事。趙先生硬是要改“倭”爲“碰”，雖不至於“碰”得頭破血流，卻也“碰”出了馬腳……趙先生對諸如此類的俚語刪之不足而又亂改，既糟蹋了原作，又露了自己的馬腳，何苦來呢﹗

趙先生對文言詞語的改動，也可歸納爲兩種情況：一種是根本沒有必要，如“至”改“到”、“俟”改“待”等，因爲誰都看得懂；另一種則改出了笑話。如原作《三俠五義》第十四回有如下一段故事：奸臣龐昱因恨包公到陳州查賑，收買刺客項福至天昌鎮行刺。包公手下預先已獲消息，當夜嚴加防範。趙虎首先發現刺客藏在一棵大榆樹上，便大喊起來。於是――（刺客）便攥住樹梢，將身悠起，趁勢落在耳房上面。一伏身，往起一縱，便到了大房前坡。趙虎嚷道：“好賊，那裡走﹗”話未說完，迎面飛下一垛瓦來。愣爺（即趙虎）急閃身，雖則躲過，他用力過猛，鬧了個跟頭。房上之人趁勢揚腿，剛要邁脊，只聽噯喲一聲，咕嚕嚕從房上滾將下來，恰恰落在四爺（即趙虎）旁邊。這裡的“脊”顯然指大房的房脊，“邁脊”即指刺客項福要從大房的前坡跨過房脊到後坡去。趙先生竟然將“邁脊”改爲“踢著背脊”。令人費解的是：難道在趙先生的字典裡，“邁”等於“踢”而“脊”只等於“背脊”嗎﹖此其一。其二，既然趙先生將“邁脊”改爲“踢著背脊”，爲什麼不想一想刺客項福能否“踢著”誰的“背脊”這個問題呢﹖是趙虎的“背脊”嗎﹖不可能，因爲趙虎在房下而項福在房上，項福不可能有那麼長的腿。是別人的“背脊”嗎﹖也不可能，因爲房上只有項福一人。剩下的只有項福踢自己的“背脊”了，然而這與揪著自己的頭髮想要離開地面一樣，更不可能。如果趙先生這麼一想，大概就不會犯這個錯誤了。可惜趙先生太自信也太“大膽”，以致將自己送進了《笑林廣記》。然而這還算不上是趙先生最“大膽”的表現，他在《前言》中說：更大膽的，是我刪改了一妻一妾的情節。第九十七、九十九、一百零一回敘施俊娶牡丹和佳蕙，第一百零九回和最後三回敘艾虎娶鳳仙和玉蘭，我都加以刪改。具體來說，就是由趙先生作主，只許施俊娶牡丹，艾虎娶鳳仙，而把玉蘭嫁給了盧珍，至於佳蕙則因找不到對象，只好待字閨中了。面對趙先生如此大手筆，我們除了驚嘆趙先生的“大膽”之外，實在無話可說了。

總之，《三俠五義》經過趙先生如此刪改後，不僅篇幅大爲縮小，而且使其故事情節、藝術結構、人物形象、語言風格皆面目全非，變成了與假文物、假古建築之類一樣的貨色。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像趙先生改造《三俠五義》這樣的事情並非絕無僅有，這裡只舉一個與我本人有關的例子。我曾經應還珠樓主親屬之托，編校了一套46卷本的《還珠樓主小說全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按照出版合同，該集應該在1997年底出齊，而實際上卻推遲了一年。社方對於推遲出版的解釋是爲了審稿。等到出書後才知道，所謂“審稿”，就是政治審查。結果還真地被他們“審”出了兩個“問題”，並在未徵得作者親屬同意的情況下擅自改動。原來“問題”之一是作品人物有姓“鄧”的，如“鄧隱”、“鄧八姑”，於是一律改姓“鄭”。“問題”之二是作品中有“生苗”、“熟苗”之類的稱謂，於是改爲“苗族”。據社方說，全集總共改了五百多處。至於改動的原因，社方對於前者諱莫如深，至今還是個謎：對於後者，則被解釋爲以免觸犯國家的民族政策。社方亮出如此厲害的上方寶劍，作者親屬自然只好啞口無言了。據說社方還因此付出了60萬元的代價，原因是全集的前10卷未經審稿便印裝成書，發現問題後只好銷毀重印了。

以上各例的情況雖然不盡相同，但實質卻是一樣的，都是整理者自以爲高明，不尊重古代文化，因而亂刪亂改，輕則有損於原作，重則閹割乃至毀掉了原作。

四、標點問題

標點具有雙重作用：既便於作者準確表述，又幫助讀者正確理解。我們的先人創造了無與倫比的漢字和漢語，並以之寫出了浩如煙海的典籍，卻沒有創造比較簡單的標點符號，致使歷代學子吃盡了苦頭，不得不自己加以句讀（又稱句逗）。我們今天既有了齊全的標點符號，理應運用於古籍整理之中，一則爲古代作者彌補缺憾，一則爲讀者去掉一種閱讀障礙。可見標點古籍是一種極其嚴肅的工作，標點者負有完善古籍和幫助讀者閱讀的雙重責任，來不得半點馬虎。

標點古籍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斷句（即句讀），一是標點。斷句較之標點更爲重要，因爲斷句是標點的前提，沒有正確斷句，便談不上正確標點。錯斷的危害性也大於錯標，因爲錯標不至於歪曲文本，也不至於對閱讀有太大的影響，而錯斷卻可能損害或破壞文本，並使自己成爲笑柄。因此從事古籍整理的今人應該像古代學子一樣，將斷句視爲標點古籍的首要任務。

然而爲古籍斷句是一種極其艱難的工作，原因主要有兩個：

其一，斷句以理解文本爲前提，而文本可能旁徵博引，包羅萬象，這就要求標點者不僅要精通古漢語，而且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然而古籍中的知識是無限的，而一個人的知識卻是有限的，即使是所謂“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學者，也不過學識較他人多一些，並非萬事皆知。且斷句有別於閱讀：閱讀可以只懂大意，忽略小節；而斷句卻往往一字一詞都可能成爲攔路虎，使標點者狼狽不堪，大出洋相。上舉“大易”一例，就因標點者僅僅不知“易”爲《周易》的簡稱，以致既改爲“不易”，又斷錯了句子，用錯了標點，犯了三重錯誤。然而這只是局部的個別錯誤，我再舉一個更爲嚴重的例子。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曾於1956年標點、出版了周密的《武林舊事》（見《東京夢華錄（外四種）》）。按說該社既爲著名古籍出版社，其編輯也當爲漢學行家。然而由他們標點、出版的這本不足十萬字的著作，其不當標點竟達二百處以上，其斷句錯誤也達幾十處之多，以致使該書變得支離破碎，令人難以卒讀。我曾爲此寫過一篇文章，列舉了二十五條斷句的錯誤，這裡僅選其中的四條，以見一斑。

該書《賞花》篇是記述南宋皇家賞花之盛，其中寫到牡丹花品種時舉例說：

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朵。

看了這段文字，即使是花卉專家，也不可能知道世上還有“姚魏御衣”和“黃照殿紅”這樣兩種牡丹花，因爲它們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標點者錯誤斷句造出來的。正確的斷句應該是：

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朵。

“姚”是“姚黃”的簡稱，“魏”是“魏紫”的簡稱。姚黃、魏紫、御衣黃、照殿紅都是牡丹之中的名品，且前兩種之得名還有典故。而標點者竟然沒有看懂，也不查詢，一味以意亂斷，以致將四種名貴牡丹變成了兩種無人能曉的怪物。

該書《唱名》篇寫朝廷會試情景道：

上御集英殿，拆號唱進士名，……前三名各進謝恩詩一首，皆重戴綠袍絲鞭，駿馬快行，各持敕黃於前。

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大毛病，其實斷錯了兩處。正確的斷句應該是：

……皆重戴綠袍，絲鞭駿馬，快行各持敕黃於前。

標點者致誤的關鍵，在於誤解了“快行”。這裡的“快行”是一種職稱，又稱“快行家”、“快行客”，就是宋代宮廷中專門傳遞書信和聖旨的差役，因要求其行動迅速，故有是稱。標點者卻誤解爲“快走”，故用作了“駿馬”的謂語。而由於“絲鞭”無法“快行”，只好勉強與“重戴綠袍”擠作一堆。然而這樣一來，前三名進士就變成了“各持敕黃於前”的主語，也就是變成了“持敕”奔跑的馬前卒，豈非荒謬嗎﹖

該書《登門肆赦》篇是寫皇帝郊祭之後舉行大赦典禮，其節目之一是“搶金雞”比賽，故有如下一段描寫：

金雞竿，長五丈五尺，四面各百戲，一人緣索而上，謂之“搶金雞”。先到者得利物，呼萬歲。

初看也似乎可通，仔細一讀卻大有問題：既然是“一人緣索而上”，“金雞”何用“搶”﹖又怎麼會有“先到者”﹖又焉能稱爲比賽而設“利物”（獎品）﹖原來是斷錯了句子。正確的斷句應該是：

……四面各百戲一人緣索而上，……

這樣一來便順理成章：因爲有四個“百戲”（雜技藝人）同時“緣索而上”爭“搶金雞”，所以才有“先到者”，才稱得上是“搶金雞”比賽，才設“利物”（獎品）。由於標點者將這裡的“百戲”誤解爲表演雜技，故將“百戲”與“一人”點斷，結果變成了金雞竿四面表演雜技，只有“一人緣索而上”，以致把一場有獎爬竿比賽，變成了雜技表演。

該書《元正》篇是寫皇帝於每年元旦、冬至舉行大朝會的儀式，其中的一段文字是：

朝廷元日冬至行大朝會儀，……此禮不能常行，每歲禁中止是以三茅，鐘鳴駕興，上服頭、玉帶、靴袍，先詣福寧殿龍墀及聖殿炷香，……賀畢，駕始過大慶殿御史臺閤門，分引文武百寮追班稱賀。

這裡的錯斷太多，我們先予以改正，然後再加以說明。正確的斷句應該是：

朝廷元日、冬至行大朝會儀，……此禮不能常行，每歲禁中止是。以三茅鐘鳴駕興，上服頭、玉帶、靴、袍，……駕始過大慶殿，御史臺、閤門分引文武百寮追班稱賀。

“止是”的“是”爲代詞，即代指“大朝會儀”，“止是”就是大朝會儀只有在元旦、冬至才舉行。“三茅鐘”爲鐘名，原是唐代杭州澄清觀的一口大鐘，宋高宗將其賜給了杭州寧壽觀，而寧壽觀原名三茅堂，故稱“三茅鐘”。因南宋皇宮以此鐘爲起居作息的報時鐘，因此皇帝“以三茅鐘鳴駕興”。標點者既不明白“止是”之“是”爲代詞，又不知“三茅鐘”爲何物，故斷出了“每歲禁中止是以三茅”這種無人能曉的天書。“御史臺”和“閤門”分別是御史臺官員和閤門司官員的省稱。而標點者卻誤解爲大慶殿的一臺一門，以致斷出了讓皇帝穿過一臺一門的笑話。而且這樣一來，下面“分引文武百寮追班稱賀”的主語也就變成了皇帝，豈不是又造出皇帝引導“百寮”向皇帝“追班”（謁見）的笑話嗎﹖

《武林舊事》使用的只是淺近的文言，校點者又是行家，竟然在斷句上大栽跟頭，足見從事者應該如履薄冰，十分小心謹慎，才可能不犯或少犯錯誤。

其二，標點古籍還可能遇到一種特殊情況：有些文字既可以這樣斷句，也可以那樣斷句，而全都文理通順。魯迅先生在《點句的難》一文中就舉過一個例子：

古文本來也常常不容易標點，譬如《孟子》裡有一段，我們大概是這樣讀法的：“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說應該斷爲“卒爲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的。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則”他的“士”，要不然，“爲其士”就太鶻突了。但也有很難決定是那一面的。因此魯迅先生的結論是：“標點古文真是一種試金石，只消幾圈幾點，就把真顏色顯出來了。”有時就連“名人學士，還要鬧出一些破句”，而“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標誌嗎”﹖

有人對於文言文倒還輕易不敢嘗試，卻不把通俗小說當回事，以爲誰不懂大白話﹖因此近些年標點通俗小說的隊伍頗爲雜亂，就連圖書管理員也敢躋身其間。這種看法和做法顯然是錯誤的。

首先，白話文固然較之文言文要好懂得多，然而通俗小說也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其語言更爲自由，既可以用官話，也可以用方言；加之小說作家參差不齊，多屬三流文人或民間藝人：所以語言最不規範，甚至不合文法，從而增加了標點的難度，有些甚至比規範的文言文更難對付。就連趙景深先生不也在“地方俚語”上栽了跟頭嗎﹖

其次，前面已經說過，包括通俗小說在內的古代小說是中華文明史的百科全書，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大自國家大計，小至細民瑣事，遠自上古，近至目前，幾乎無所不寫。因此通俗小說對於標點者知識的要求，絕不低於文言文對於標點者的要求，稍一不慎，便可能犯標點的錯誤。謂予不信，請看下例：

上海文化出版社標點本《兩晉演義》（蔡東藩著）《自序》中有如下一段：

後書評論《晉書》之得失，不一而足，而《涑水通鑑》《紫陽綱目》敘述晉事，書法與《晉書》相出入者，亦不勝舉焉。

這裡的“涑水”爲人名，即司馬光，以其爲夏縣涑水鄉人，故稱；“通鑑”爲書名，即司馬光著《資治通鑑》。同樣，“紫陽”也是人名，即朱熹的別號；“綱目”爲書名，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標點者將作者及其著作合起來作爲書名，而且兩見，實屬絕無僅有。正確的標點當然應該是：

……而涑水《通鑑》、紫陽《綱目》敘述晉事……

某標點本《西遊記》第七十八回寫唐僧師徒到了比丘國，驛丞對他們說：

“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樣，攜一小女子，年方十六歲，――其女形容嬌俊，貌若觀音。――進貢與當今陛下；愛其色美，寵信在宮，號爲美后。”

“當今”和“陛下”都是對皇帝的稱呼，“當今”是“進貢與”的賓語，“陛下”是“愛其色美”的主語，因此應將二者斷開。否則，“當今陛下”既不成話，又使下句缺了主語。此外還有其他標點的錯誤。正確的斷句應該是：

“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樣，攜一小女子，年方十六歲。其女形容嬌俊，貌若觀音，進貢與當今。陛下愛其色美，寵信在宮，號爲美后。”

春風文藝出版社標點本《玉嬌梨》第十六回有一段對話，其中盧小姐對白小姐說：

“……不意姐姐弘關雎樛木之量，許妹共事，……”

“關雎”和“樛木”都是《詩·國風·周南》中的篇名，兩詩都是頌揚后妃的美德：前者稱其不貪淫，進賢才；後者稱其不忌妒，多子孫。盧小姐因白小姐歡迎她共嫁蘇才子，因此借此稱讚白小姐的美德。故應作如下斷句：

“……不意姐姐弘《關雎》、《樛木》之量，許妹共事，……”

四川社科院出版社標點本《濟公全傳》第一九四回描寫老道邵風華的裝束是：

頭戴青緞子九梁巾，身穿藍緞色道袍，周身繡八卦，按著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當中八卦太極圖。

這個例子比較特殊，除了有一處不該點斷而點斷之外，倒有三處當斷而未斷。正確的斷句應該是：

……周身繡八卦按著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當中八卦太極圖。

從“乾三連”到“坎中滿”這四句，顯然是民間根據八卦圖形而編的口訣。乾卦的圖形是，故稱“乾三連”；坤卦的圖形是，故稱“坤六斷”；離卦的圖形是，故稱“離中虛”；坎卦的圖形是，故稱“坎中滿”。而這四句口訣冠前既以“周身繡八卦按著”這樣的限制語，則又可知這四句口訣之後還應有震、巽、艮、兌這四卦的口訣，只是作者予以省略罷了，所以在“坎中滿”之後還應加省略號。這樣一來，這件繡道袍便清晰地呈現於讀者面前了：道袍的前胸及後背正中各繡一幅八卦太極圖，其餘部分都按順序繡滿了八卦圖形。標點者之所以有此三處漏斷，顯然不是疏忽，而是因爲不懂八卦，所以未敢貿然下斷。這倒比不懂裝懂，隨意亂斷，致使原文支離破碎要好得多。

最後我要特別申明：本文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舉了許多校勘古籍的錯例，絲毫沒有與任何人過不去的意思。只是想以此證明校勘古籍是一種艱難的工作，爲我自己及同仁們豎一塊警示牌，以免重蹈他人之覆轍，從而高質量地完成漢文化資料庫工程，爲保護我們的傳統文化而貢獻自己綿薄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