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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胡适的文凭问题(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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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6-8-25 07:28:4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胡适的“学历门”:1917年确实未拿到博士学位

本文摘自《胡适传》,易竹贤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经过一年的学习,加上他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的一部分课程,便达到了当时哥大研究生的规定学分。1916年11月,他考过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成绩及格,取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同年8月初,便开始写“博士论文”了。论文题目是:

AstudyoftheDevelopmentofLogicalMethodinAncientChina(《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一连写了近九个月才写成,全文约九万字,打印稿多达243页,真是皇皇大文!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他走进考场抬眼一望,上面坐着六位大主考:五个洋教授,一个洋博士。他的导师杜威和夏德两个老头,昂昂地坐在当中。这六位主考,只有夏德是懂汉文的汉学家,但也读不懂先秦典籍;

其他五位洋学者,汉文一字不识,他们的中国学问实在可怜巴巴,对这些人谈先秦名学,简直可以说是对牛弹琴。胡适叽哩咕噜报告了论文要旨之后,他们便七嘴八舌地提问、诘难,问答往复,直考了两个半小时。口试考过,结果是很不理想;然而七年的留学生活总算结束了。

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正迅猛展开。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倡导文学革命,一时名声大噪,以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慕名聘请他当教授。胡适得此美差,便匆匆忙忙告别杜威,离开纽约,经温哥华乘船返国,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1919年2月,胡适的博士论文,经过扩充修改,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封面上竟赫赫印着“胡适博士著”五个大字。各种报章杂志上,“胡博士”的头衔更是满天飞。“博士”简直成了胡适的专称,大有非胡适莫属之概!

“胡博士”在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风风火火数十年,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博士学位,谁会不相信胡适是真博士呢?

可是,事隔三十多年之后,胡适的博士学位竟引起问题了。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先生,为庆祝1954年哥大二百周年纪念,着手编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1957年出版,却没有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林氏是根据校方正式纪录编纂的,难道这些正式纪录里竟没有胡适论文的纪录?这不就成问题了吗?

后来,袁同礼先生编《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胡适是1927年的博士,晚了10年,自然又是一个疑问。袁君便托当年在哥大留学的唐德刚先生复查。唐君为好奇心所驱使,乃去哥大校史图书馆及其他有关部门“彻底清查一遍”,查得胡适的“正式学位纪录确是1927而非1917”。于是袁同礼只好将胡适得博士学位的年份同时列入1917年和1927年,含混过去了。

这两份目录,都是英文的,又专业性很强,流传不广,因而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没有引起外间人士的注意。倒是去哥大“彻底清查”过有关文件纪录的唐德刚,曾经“慢慢委婉地”向当年流亡在纽约的胡适透露了这个学位的问题。胡适便也逐渐地向唐君“说明其中原委”。而每次解释时,他都免不了“有点苦笑的表情”,并为此“而感到尴尬了”。胡适尽管尴尬,但那时仅有他的“小朋友”唐德刚君知情,外人并未与闻,也没有人怀疑胡适是真博士。他仍然顶着博士头衔,在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最后飞回台湾省,出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胡适的“博士问题”公诸于世,引起风波,并大开笔战,是在他逝世15年之后。

1977年,台北《传记文学》连续刊出唐德刚的《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三篇,“之三”题为《七分传统,三分洋货》,其中说:

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名声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所用的“待赠博士”(Ph.D.candidat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hu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刊物上公开披露胡适的学位问题,宣布胡适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文章里有不少闪烁其辞的话,不免令人疑窦丛生。消息传出,便成了大新闻,并引起疑胡和卫胡两派的一场笔战。纽约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后改称《北美日报》),首先发表潘维疆、胡祖强的三篇文章,并用特大字体标题:“胡适非真博士”,作头条新闻刊出,说胡适冒称博士,且“冒称一生”云云。于是系铃人唐德刚不得不出而解铃,投书该报,提出批评,谓“胡适乃真博士”!接着,台北的《传记文学》也发表了汤晏、夏志清等人的文章,起而卫胡。其中夏志清的文章主要还是针对唐德刚、汤晏二人,批驳他们所谓胡适晚十年才拿到学位,是考试“砸锅”,是“规定住校年限不足”,或“捞鱼摸虾”搞文学革命,或“谈恋爱”,不务正业,等等说法。夏君认为只是个“手续问题”,并请已退休的哥大丁龙讲座教授富路得先生出来作证。富氏在答复夏志清的信中说:

事实很简单。数日前我已将全部事实真相提供给唐德刚。缘于胡适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选人要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我想胡适当时认为,对他来说,在中国同侪中展露才华,远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论文更重要。因之,1919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第一卷《中国哲学史大纲》。至1922年,他又出版了《先秦名学史》(上海亚东图书公司出版),但他当时没有想到将副本呈送给哥大当局。迨至英国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他又要去美国。于是,他电请他的出版商将他所需要的论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

当我获悉胡适将返美时,即征得教务长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约请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讲(六次对中文系,三次对一般听众),他接受了约请。到那年毕业典礼时,他顺理成章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讲台。当时我认为,迄今我仍如此认为,胡适觉得哥大这项规定至为幼稚,他毕竟已经展露了才华,何必为此而烦心呢。不过,后来当他晓得他要返回母校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想法。

富路得于1978年8月15日1927年,富路得先生是胡适取得学位,领取文凭,接受加带的见证人,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从我们现在的和旁观的人看来,所谓“胡适的博士问题”,并不是什么“真假”的问题,只是晚了10年才拿到。不论1927年胡适取得学位,是“拍拍肩膀,握握手”,或由“杜威玉成”,总是由校方正式授予的博士,怎么假得了呢?在西方今日多如牛毛的博士队伍中,胡适的博士头衔难道比谁逊色吗?更何况他一生还获得那么多的名誉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成就是得到世界承认了的!然而,胡适的博士学位毕竟又早用了10年。即使是由于夏、富二氏所说的“手续问题”,胡适本人也应该明白。明知博士尚未到手,不加澄清,反而自称博士,并且白纸黑字印在书上,就涉及读书人的“诚实”品格了。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有人要作《西江月》词,讥笑他“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怎奈他何!有人要说他“难免有‘欺世盗名’10年之‘罪’”,也不能指为诬蔑。这博士学位问题之所以成为话柄,不是也可以见出胡适青年时期性格的某一侧面吗?




胡适“文凭”也造假?——适之先生荣誉博士学位考

王成志,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24日05版)

“先生(胡适)一生共有三十六个博士学位。他自己用功得来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其余三十五个,都是欧、美各大学赠送的”。胡适去世前和去世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什么他的敌人、朋友、无数的崇拜者和研究他的人,不能有这样简单的疑问: 这众多荣誉博士学位都是真的吗?

“先生(胡适)一生共有三十六个博士学位。他自己用功得来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其余三十五个,都是欧、美各大学赠送的”。

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在其《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说的这句话,以及他所罗列的胡适博士学位,很可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胡适一生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成为公论的最权威的源头。

胡适1917年获授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真假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曾经闹得不可开交,现在仍让不少人着迷。但哥大学籍档案和胡适自己留在大陆的档案,特别是后来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的哥大博士学位证书,白纸黑字、清楚无误地写着,胡适是1927年,而不是1917年,获授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只要了解档案史料的重要,掌握档案线索,费些时间和精力去查找和研究,此类问题一般是可以得到明确的结果。至于胡适为何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十年后才拿到博士学位,几十年来很多学者不断地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发表作品无数,高论不断。然而,由于基本上没有引用确凿无误的档案材料,也由于相关的档案文献还没有发现,最后的谜底目前还是没有彻底揭开。

可是胡适获授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却被普遍地接受;具体到什么大学和什么学位也似乎是清楚无误。海内外知名不知名的学者无不认同,明显地早已铁板钉钉,已成定局。尚未见任何对其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有疑问的,也不见从事这方面具体研究的。胡适做学问的名言,世人尽知:“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去世前和去世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什么他的敌人、朋友、无数的崇拜者和研究他的人,不能有这样简单的疑问:胡适的众多荣誉博士学位都是真的吗?

权威参考著作中:有

秉承“不疑处有疑”的精神,笔者近两年来,对胡颂平罗列的胡适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以及其他荣誉博士学位,乃至其与荣誉博士学位同样高殊荣的大学毕业典礼演讲,做了详尽的档案研究和系统的调查考证。笔者有很多非常有趣和惊人的发现;以后有机会,希望择其要者来细述。这里,让我们以普遍认可的胡适1942年获授纽约州立 大学文学博士为例,来考查一下胡适的荣誉博士学位的实际情况。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研究胡适的权威参考著作,胡颂平1984年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否有胡适获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博士的年、月、日的详细记载。果然,第四册1325页和第五册1781页清楚无误地写着1942年胡适获授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文学博士。但具体时间不明确,胡颂平姑且暂时将胡适1942年获授的数个荣誉博士学位都放在八月份,“待查明再改隶各月之下”(第五册1781页)。胡颂平回忆,他对胡适荣誉博士学位与胡适本人有过查证,想请他开列各大学和学位名录,但胡适说“凭记忆,恐怕一时也开不出来,将来或由我自己来编”。只是胡适永无自己来编的机会。其实其《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胡适荣誉博士学位的情况主要是基于他1963年发表在《传记文学》上的两篇文章,即《适之先生的博士学位及其他》(第二卷第三期)和《适之先生博士学位补遗》(第三卷第二期)。胡颂平的结论,虽然有“待查明”的小小声明,但似乎所有人都信而不疑,也忽略了“查明”的重要和必要。非常遗憾的是,自此之后,胡颂平没有能查明;也不见没有其他人去系统地查明。

那么,胡适1942年的日记是否明确有他获授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记载?可以想象,虽然胡适那时已经获得不少荣誉博士学位,但纽约州立大学授荣誉博士学位,对胡适本人不会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以至于日记中不值一提。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胡适日夜期盼、并为之殚精竭虑的美国对日宣战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但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依然非常惨烈,没有明显好转。作为中国驻美大使,通过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机会,与美国知识界名流和大学师生交流,宣传中国抗日,寻求美国民众和政府的支持,对他来说仍是非常重大的事。如果能坚持每日写日记的话,胡适一定会有所记载。可是,查遍1942年和前后数年的日记,特别是大使任内和以后的所有日记,根本找不到胡适获授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博士的任何具体、详细的记载。当然,日记并不每日都有,缺记的日子不少。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至为艰苦的1941年和1942年,有时他好几个月都没有记日记。甚至1941年12月7日发生的对“苦撑待变”的中国、对胡适大使本人来说最为关键的珍珠港事件,他当日及后来,都没有记日记。珍珠港事件前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日本通过各种方式与美国周旋、向美国施压,胡适可谓日夜拼力应对,并力图压倒日本。1941和1942年,胡适抗战外交工作异常繁忙,当是他不能连续记日记、有时长达数月缺记的最主要原因。胡适获授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日子或很可能正好在这段日子里。

但是胡适在1943年11月15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Who’s Who in the East Co.[东方名人公司]送一张我的小传来,其中有我的名誉学位,颇多错误,试校改之,今抄一份如下……”(《胡适全集》第33卷524页)。所抄录的全是英文,其中有“Litt. D”项下五所大学包括“U. of State of N.Y., 1942”。在《胡适全集》中随后所附的“[译文] 文学博士”,列五所大学中文名称,最后一所大学为“纽约州立大学,1942”(525页)。卸任大使后的胡适,1943年回忆1942年的情况,应该是记忆犹新,虽然拼写有两三处不是完全正确,但获授荣誉博士学位的基本事实一般是不会错的。而这拼写的小错误,很可能是原日记没错、编辑校对出版过程中造成的错误。因而,我们是否可以基本认定,虽然具体月、日不明,但胡适确实于1942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博士荣誉学位?而这与胡颂平的没有查明月、日,但肯定1942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博士荣誉学位的结论没有什么区别。

纽约州立大学档案中:无

美国大学授荣誉博士学位不是小事,有非常繁琐复杂的程序,而且必须严格遵照执行。选定的人必得品学兼优,或在某些重要方面出类拔萃,有突出的贡献。一般来说,美国大学档案保存良好,如果授胡适荣誉博士学位,纽约州立大学应该保存有相关的档案记录和文件。为何不查找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档案记录?

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SUNY),顾名思义,应该是纽约州的最重要的公立大学,或是最重要的公立大学之一,可能像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等庞大、优秀的,至少在本州内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可是,事实上,纽约州立大学是纽约州的公立大学系统的总称,由从职业学院、社区学院到研究型大学等共64所学院和大学组成,涵盖高等教育中几乎所有的类型和专业。2012年在校学生有476000人,堪为美国最大、最全面的州立大学教育系统。虽然其中有的大学19世纪初期即成立,但纽约州立大学正式成立时间为1948年。该系统并没有一个集中的中心校区或中心大学。整个系统中有九个博士授予权的大学或专门学院,其中四个为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也叫做四所大学中心(University Centers)。四所大学分别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University at Buffalo,SUNY),或布法罗大学, 1846 年成立,1962 年并入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University at Albany, SUNY),或奥尔巴尼大学,1844年成立,1962 年并入;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Binghamton University, SUNY),或宾汉姆顿大学, 1946年成立,1965年并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 SUNY),或石溪大学,1957年创建,1962年并入。

明显地,1948年正式成立的纽约州立大学,不可能1942年授予胡适荣誉博士学位。而且,如此庞大的大学系统,没有、也不会有一个保存和管理全部64所大小不一、校史迥异的大学档案记录的档案馆。

如果说,纽约州立大学分校在抗战期间授予胡适荣誉博士学位,则这些可能的大学应该是或布法罗大学或奥尔巴尼大学的前身学校,而很可能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没有成立的宾汉姆顿大学或石溪大学。布法罗大学和奥尔巴尼大学的档案馆(University Archives)是否有任何相关的档案材料?

笔者与这两所大学档案负责人员就此多次交流,用多种可能去查寻。布法罗大学1946年成立100周年时,才开始首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一共授11人。那自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胡适那时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了。布法罗大学档案馆的欧福豪斯先生对笔者强调,1962年并入公立的州立大学以前,布法罗大学是私立大学。奥尔巴尼大学档案馆的威廉姆斯先生向笔者透露,该大学1894-1936年间,只是零星授予些荣誉博士学位,而且只授予成就卓绝的中小学、师范学校校长等教育学(Doctor of Pedagogy)荣誉博士学位。后荣誉博士学位授予权被州教育主管机构取消,直到1981年才恢复其荣誉博士学位授予权。总之,两处都找不到胡适的大名。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并入纽约州立大学之前和之后的布法罗大学和奥尔巴尼大学,都没有授予胡适任何荣誉博士学位。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胡适1942年或其他年份获授纽约州立大学或其前身的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是不可能的事。自20世纪60年代始,半个多世纪以来,胡适1942年获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博士之说,都是以讹传讹。季羡林作序、2003年出版、2007年再印、影响很大的《胡适全集》也是如此。虽然,全集总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全,就学贯中西的胡适的全集来说更是如此,但不得不承认《胡适全集》对胡适英文文稿的遗漏、出现英文的中文翻译错误,达到非常惊人的地步。

那么,难道胡适1942年获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博士完全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胡适1943年日记所记难道为假?非也。而这,根本关涉到比较复杂、一般很难全面了解的美国教育制度,特别是纽约州的教育制度,不得不另文来分解了。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




35个荣誉博士学位 胡适看重身后之名

史飞翔(原载《西安晚报》)

受韩石山先生影响,我近年来对胡适产生了浓厚兴趣,平时读书阅报大凡遇到与胡适有关的文章便颇多留意。2011年9月26日《解放日报》第8版发表了陈鲁民先生《胡适的名片》一文。读罢,如鲠在喉。

《胡适的名片》全文不足八百字,其中说到胡适仅一百二十字。兹录如下:“胡适有三十二个博士头衔,还有北京大学校长、驻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长官帽,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领袖等定评,如果都印在名片上,正反两面也印不完。他却在名片上只印了两个字:学者。在他心目中,其他都是虚的,唯有学者最重要。”然而就是这短短的一百二十字却让笔者产生了三重疑问。

首先是对这段材料来源及真实性的质疑。我不知道陈先生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胡适名片只印“学者”这两个字的,是来自信史还是学林逸事,很想知道其出处。

其次,陈先生在文中谈到“胡适有32个博士头衔”,我实在是不明白陈先生是如何计算胡适的博士头衔的。胡适一生到底有多少个博士头衔,对此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说33个,有人说35个,有人说36个。我个人的看法是,除了母校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哲学博士这一正式的博士学位外,胡适一生还获得了35个荣誉博士学位。无论是35个,还是36个,但肯定不会是32个。

我感到难受的还不是以上两点疑问,我难受的是陈先生的结论。陈先生之所以渲染胡适,无非是想说,胡适淡泊名利,不图虚名,这从后文不难看出。胡适真的就像陈先生说的那样不好名吗?非也!胡适不但好名,而且追求盛名,以至于为名所累,为名所误。胡适从青少年起便喜好名声。他在日记中曾一再痛责自己“好名”,说这是他一生的大病根之一。暴得大名后,胡适处处以名士自居。他每礼拜日会客,无论何人,概不拒绝。不管来客是学生、商人还是强盗、乞丐,他都热情接待。问学的他指导门径,穷困的他解囊相助,求职的他修书引介,整个一“万金油”。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上至总统、主席、达官、贵胄,下至司厨、贩夫、卖浆、走卒,简直到了泛滥的程度。胡适晚年在台湾做中研院院长,每天高朋满座,迎来送往,根本无法治学。对于胡适的这种“非学者的生活方式”,韦政通先生颇不以为然。他说:“胡适四十岁死了完全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他后面的三十年差不多等于白活。他中年以后学术上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成就。”王元化先生生前说过,胡适做人太好名。胡适连给人写信都要誊抄一份留下来作为底稿,胡适的日记明显看得出来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且是为了日后发表。李宗仁也说胡适“爱惜羽毛”。就连唐德刚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胡适看重身后之名。

陈鲁民先生仅凭胡适名片只印“学者”二字,便断定胡适不图虚名,未免过于武断。稍有人生阅历的人,不难看出此举其实恰好证明了胡适的好名。胡适故作清高,正好说明了他内心渴望声名,喜欢热闹,喜欢被人追捧,有一种成为偶像的渴望。

李敖曾说过,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胡适并不像一些人鼓吹的那样完美,就拿学术来说,胡适重历史轻现实,重文史轻社科,重训诂轻义理,重知识论轻价值论,这些都是严重缺陷。“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恐怕才是评价一个人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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