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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南怀瑾感论儒家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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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8-1 15:07:1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作者:兰溪
(略为修正个别错字)

常有人问南怀瑾先生,“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他常不知所对。

他以庄子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为喻,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干叶之外的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

但南怀瑾先生仍然以他毕生所累积的知识,对中国的儒家文化的流变做论述,微言大义,是非评价皆在行文之间。(以下根据南怀瑾先生文稿整理)

儒学的误会

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精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有堂皇尊号三皇五帝等,暂且不论,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有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的;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统统将之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而形成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似乎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产生的结果。

如果说自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不是号称有“致君尧舜”之道的臣子,岂非春秋大梦。由此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反而变成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了。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穿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了。等于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生命而无生机了。

师儒之道

从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定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时势的驱使,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精神为基础,但是经过几百年,也便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到了春秋时期,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志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509 ~ 468)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也就是后世至今所说,鲁国这个时期,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秦汉儒术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术,便大有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由孔子订定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传说,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秦始皇统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的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汉文帝)景(汉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再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一尊于儒”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法则,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衍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大致来讲,确实是彬彬多文学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越来越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厌恶太监们的擅权与专横,一般自命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入小人们比而不周的党派,因此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先出现东汉特殊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祖述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历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不能完全厚非。

佛儒掺杂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异同的见解,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而厌旧;但北方的学者,守旧而疑新,甚之,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而多伪。在此时期,印度进入中国的大小乘佛教,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汇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的互相掺杂之后,思想开放,从儒学的六艺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几乎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雄浑潇洒,风流倜傥的别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党派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意气上的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至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厌倦时势,大多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宋朝似此尊重师儒之道的行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从此形成后世的师儒名教,专守程朱章注,即为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藉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祐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皆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作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讧,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始终的西夏等,其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的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于佛、道揉入儒学,别树风格。甚之,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异议。唯一般治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明清时期的儒林

元、明之间,承先启后,应是由南宋末期的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出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明代唯一的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至于亡。但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却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作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似此两非两是的案语,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绝。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辽宁沈阳)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启用明末先世流徙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礼,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致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即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师友之间,尊重周、孔经义,习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启用前朝归顺敦品厉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但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平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之士,如孙奇逢(夏峰)、黄宗羲(梨州)、王夫之(船山)、顾炎武(亭林)等辈,影响清朝两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种;咸丰、同治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两百零九种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但从顺治开始,由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厉行的儒者以牢笼天下士子的异心,而对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三代相习,皆以潜心佛学而配合外用之术。

如康熙的重译《般若心经》,雍正的专志禅宗,整肃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辞章文艺,但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辞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辞人项鸿祚(莲生),自序《忆云词》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

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儒龚自珍、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僚友好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业。同治以后,文运再变,其中翘楚,便是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述而不作,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余事而已。

但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洲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萌,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如舍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的是非而不论,即以康有为渗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对于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启迪颇大,此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

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深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镶辞达奥旨,举中外治术原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常于广众中言自由、平等、权利诸说,要皆未尝无利,倘无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常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仪礼、周礼经学),修其内者也。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无中国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不能弥此祸也。”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以后,直到现近百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商与精密科技的发达,货币金融的洪波巨浪,淹没人文学术思想的潮流方兴未艾,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多情的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中流砥柱,实亦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名存而实亡,但其抱残守缺精神,待时而兴之志,诚可嘉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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