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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关于沈伯俊校理《三国演义》的几点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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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7-11 10:10:0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刘斌

(《呼兰师专学报》2002年第三期第59页,  呼兰师专学报编辑部)

沈伯俊校理的《三国演义》纠正了原书的许多“技术性错误”,使一些谬误不至于继续误导读者,这实在是功莫大焉。“沈伯俊在《三国演义》研究空前兴盛之时做此前无古人的校理工作,适逢其时,十分必要。”[1]并且,沈先生校理的本子独具特色,质量优于通常版本,时人誉之为“沈本”,不为过也。(为方便起见,下文也一律称之为“沈本”。)不过,作为后学,在“仰视”之余,抱着不敢迷信权威的态度通览全书,我还是发现了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大体说来,有以下五个方面,现列于此,以就教于沈先生与方家。

一、 哪种改法正确?

沈伯俊校理的《三国演义》目前已出了数种,兹以以下两种为例:一种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校理本(1992年2月第1版)” 和“中国古典小说典藏本(2000年1月第1版)”(这两个本子无论内容还是校理说明,乃至页码都完全一致,算做是一种,以下简称为“江苏本”);另一种是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评新校古典名著系列(1995年4月第1版)”(以下简称“山西本”)。在实际校理中,两个版本有些地方并不一致,甚至出入很大。

比如,《三国演义》原文第一回说刘备的祖先“汉武帝时封涿鹿亭侯”,江苏本将此句改为“汉武帝时封涿县陆城亭侯”,依据是《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见江苏本第855页第4处)。而山西本将此句改为“汉武帝时封中山国陆成侯”,依据是《汉书·王子侯表》(见山西本1434页第5处)。究竟哪个正确?让人有些无所适从。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计谋大破解》(原著:罗贯中,破解:赵安郎)在《三国演义》原文里江苏本校理过的地方几乎全部按江苏本在相应的地方注释成“应为×××”。那么,以上不一致的地方倘若是山西本正确的话,沈先生是不是无形中又制造了新的“技术性错误”呢?

还有,江苏本第883页第264处,原文“暗想咸阳火德衰”被改成了“暗想长安火德衰”,其根据是“咸阳为秦朝都城,长安放为汉朝都城。”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此处用“咸阳”来借指“京城”而不指具体地点难道不行吗?曹操诗《蒿里行》中“乃心在咸阳”这一句中的“咸阳”也并非指秦朝的都城啊。周邦彦的词《苏幕遮》里“久作长安旅”一句亦是用汉、唐之都长安借指宋都汴京的。当然,江苏本此处的改动在山西本里并不存在,出于何因,笔者不得而知。

二、 改得一定对吗?

江苏本第930页第624处和山西本第1514页第699处均将“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改为“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卯日”。“其根据是《二十史朔闰表》建兴五年三月无丙寅日。”可是,建兴五年三月就一定有“丙卯日”吗?众所周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搭配,六十种是一个轮回,即一花甲。在搭配时,天干中的“丙”只能和地支中的“子”、“寅”、“辰”、“午”、“申”、“戌”搭配,地支中的“卯”只能和天干中的“乙”、“丁”、“己”“辛”“癸”搭配。“丙”和“卯”是无论如何也到不了一起的呀。江苏本和山西本全都白纸黑字地印着“丙卯”,看来也不可能是印刷错误。

三、 有无改动的必要?

沈本在校理中处处以史书为准绳,却忽略了有时罗贯中(或是毛宗岗)对史实的灵活处理。变数字乃至一字就由史家言变成了小说家言的情况不是没有。比如“冢中枯骨”本来指袁术已经死去的“四世五公”的祖先,但罗贯中信手拈来,用来写袁术,也形象贴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

回到沈本中来,山西本第1464页第286处,《三国演义》原文是“非其主不能守”,沈本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改为“而其主不能守”。窃以为,“非其主不能守”文义也通,并且,用“非”字更写出了诸葛亮对刘备的暗示:刘表虽占有荆州,但他根本算不上荆州的主人。只有将军你才配做荆州之主。只有配做荆州之主的人才守得住它。罗贯中这一改,使其语言所要表达的潜在的内容更为丰赡。而照《三国志》改回来,则未免显得太平直了。

再比如山西本第1541页第934处,沈本将“九伐中原空劬劳”改成“八伐中原空劬劳”,理由是“姜维第八次北伐退兵后,仅在沓中屯田,并未九次北伐。关于这个问题,毛宗岗在第一百十五回的回评里早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武侯出师,以屯田终;姜维出师,亦以屯田终。屯沓中与屯渭滨无异耳。以为避祸,而保蜀之道在焉;以为保蜀,而取魏之道亦在焉。姜维未尝有九伐中原之事,而后人以沓中之役,为维之九伐中原。夫为取魏而屯田,则虽谓之九伐焉可也。[3]

可见,小说中是把沓中屯田也算在内了,这是一种主观情感,而并不是什么错误。要是非按史实深究的话,诸葛亮不是也没有“六出祁山”吗?

还有山西本第1479页第389处,诸葛亮说:“岂惧周郎一小儿乎?”沈本删去了“小儿”二字,认为,诸葛亮比周瑜小六岁,不应称周瑜为“小儿”。可是,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这里诸葛亮是在跟鲁肃“示威”,这样说并无不可。小说里张郃不是也曾说他视张飞如小儿吗?(以上这三处改动为江苏本所无而仅见于山西本。)

沈本还多次将“山东”一词改掉,似乎也没什么必要。“山东”虽非东汉政区名,但它自战国以来一直指崤山以东或泰山以东的那部分地区,小说里这样用有何不可呢?况且小说中又不是一定用它来作政区名的。类似的情况还有“西凉”。将马腾的官职“西凉太守”改成“凉州刺史”,当然无可非议。但像“吾有西凉进来的好马”(江苏本第859页第38处,山西本第1439页第48处)将“西凉”改成“凉州”,就未免太较真了吧。把这里的“西凉”理解成方位、地区而非政区难道不行吗?

此外,江苏本第871页第162处,山西本第1450页第163处。原文“(登曰:)将军若用老夫之言”被改成“将军若用某之言”。“陈登此时三十余岁,不应在吕布面前自称‘老夫’。”这一理由很充分,作为纠正错误,自是无可非议。可是,在有些版本里,这“老夫”一词是陈珪说的。比如嘉靖本卷之四《袁术七路下徐州》这一则,原文作:“珪曰:‘父子良贱皆在将军掌握之中,待走那里去?趟将军肯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无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评本《全图绣像三国演义》此处这句话也是陈珪说的,惟文字稍有不同:“珪曰:‘将军若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无虞。’”也有的版本里这段话是陈登说的,但自称“愚夫”而非“老夫”。比如中国书店据上海鸿文局石印本影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此处是:“陈登曰:‘将军若用愚夫之言,徐州可保无虞。’”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补正本三国演义》(盛巽昌补正)此处陈登也是自称“愚夫”的,可见,此处“老夫”一词的不当是沈先生所选的原始本子造成的,好像不应该算成是错误吧。

四、 顾此失彼怎么办?

《三国演义》结构严谨,其内在联系的有机性非常强,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沈本在有些地方的校理就难免有顾此失彼之憾。

因为“东汉时尚无‘西川’之名”(江苏本第861页第52处,山西本第1441页第60处),所以,凡是“西川”,沈本差不多都改成了“西蜀”(“马超积祖西川人氏”改“西川”为“西州”纯系纠正“技术性错误”,另当别论)。可是,小说第一百十七回卷中诗:“后主昏迷汉祚颠,天差邓艾取西川。可怜巴蜀多名将,不及江油李氏贤。”“川”在这里是韵脚,恐怕不遍改动吧。沈本于此处为做改动,那么,同样的“西川”,有改者,有不改者,这到底该怎么看?

类似的情况还有,沈本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将“吉平”改成“吉本”,这使得卷中诗里“医国有称平”一句成了“医国有吉本”(江苏本第877页第211处,山西本第1457页第219处),放在诗中韵脚不对,平仄不谐,似乎不够合适。

再看江苏本第902页第405处和山西本第1482页第427处,沈本将韩遂的年龄由小说里的信笔而写的“四十岁矣”依照历史改为“年近七十矣”。那么,马超似乎应该称韩遂为“伯父”,而不是“叔父”。

总之,纠正“技术性错误”应顾及《三国演义》的有机性,否则,若是顾此失彼的话,这种纠错的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

五、 怎样改更好些?

在能纠正“技术性错误”的前提下,原则上应是改动得越少越好。那么,书中有几处“技术性错误”只要改动标点就能纠正,用不着改换原文。比如,江苏本第879页第222处,山西本第1458页第230处,“忽北门守将飞报:‘关公夺门而去’”,沈本认为“关公”一词出于北门守将对曹操禀报之语不当,而改成“关羽”。其实,这一处只要把引号去掉,让“关公夺门而去”一句作为北门守将的间接引语即可。再如,江苏本第878页第218处,张辽对曹操的话中的“关公”固然有些不当,但“关羽”和“云长”二者还是改成“云长”好些,而沈本却选取了前者。(关于对关羽称呼的问题下文还要谈及)。还有,江苏本第865页第97处“兖州、濮阳已失。”沈本认为“濮阳仅为兖州之一县,原文大小地名混用。”那么,只要删掉顿号,变成“兖州濮阳”这一种大名套小名的形式不就行了吗?何必像沈本那样将“兖州”删掉呢?而到了山西本里,此句又被改成“兖州诸郡县已失”(山西本第1445页第104处)。究竟是丢了濮阳一县,还是丢了若干郡县,两个版本又让人无所适从,这又不由得让人想起本文提出的第一个疑问。

在沈本中,也有的改后失却文采。像赞美严颜的那首卷中诗里“巴州年老将”一句,改成“巴郡年老将”,“技术性错误”是纠正了,但却使诗文平仄失谐,颇觉拗口。其实,不妨改为“巴中年老将”,既达到了纠正错误的目的,有没破坏原诗的格律美,岂不是更好?

除了以上五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特殊,那就是关于关羽的称谓问题。书中涉及关羽,每每都不直呼其名,有时甚至有些不合情理,但却是明清之际“为圣人讳”的一种体现。江苏本第898页第377出,山西本第1478页第397处,“关某从江陵杀来”被改成“关羽从襄阳杀来”。这“关某”似乎不应算在“技术性错误”之内。关于这一点,戏界的情况可为旁证:

……过了几年,禁令稍松,才又有演者,但通名仍不许说关羽二字。

戏中每遇到关羽的戏,皆不许直呼其名,别人或敌方则都称他为关公。比如《战长沙》,黄忠则说:“来者可是关公”。一般学者对此极端不满,且讥为不通。其实这也有个来源。在清朝以前,文庙、武庙,几乎是一样郑重。故孔、关二人的名字,借须避讳。羽字虽不能严避,而亦特将笔画缺末两笔。羽字本为三撇,后特写为两点,就是因为关公名字的关系。所以乾隆年间,张德天奉旨编《鼎峙春秋》,每遇到关公之名,借不敢直书,自己则说关某,他人则呼曰关公。戏界至今,尚相沿习。但此亦不必讥其无知。如果讥其无知,则学界现在写羽字仍写为两点,是与戏界之无知相等矣。[4]

毕竟小说跟戏曲不同,让敌方称关羽为“关公”未免太离谱,于是,就用“关某”。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第二十六回:“玄德从容进曰:‘……天下同貌者不少,岂赤面长髯之人,即为关某也?’……”;“郭图、审配入见袁绍,说‘今番又是关某杀了文丑,刘备佯推不知。’”;第二十七回:“(夏侯惇)大叫:‘关某休走!’”;第二十八回:“惇曰:‘关某于路杀把关将士,丞相知否?’”;“惇曰:‘丞相叫擒关某乎?’”……而沈本对这些“关某”都置之不理,独改了那一处,这就匪夷所思了。

关羽的称谓这个问题比较特殊,恐怕不能算作是“技术性错误”。

总而言之,沈伯俊所做的校理工作,无论对《三国演义》研究还是对其文本本身,都是功不可没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免也有可商榷之处。在此提出拙见,聊供再版时修订参考。

参考文献

[1]关四平  《〈三国演义〉版本的新里程碑——评沈伯俊对〈三国演义〉的校理》 见《学术交流》1993年第3期。
[2]徐传武 《三国99个大悬案》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46页之十七《“冢中枯骨”本指谁》。
[3]引自“醉耕堂本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志演义》,罗贯中 著   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2月第1版,第1279页。
[4]齐如山   《增订再版京剧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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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4-7-11 10:32:02 | 顯示全部樓層
“羽字本为三撇,后特写为两点,就是因为关公名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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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不对,查唐宋留下来的各种书法碑贴,羽字多作两点。一般只有在篆书书法作品中,才随《说文》作三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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