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语非浅商，难与俗士言（高嵩松评《莫友芝年谱长编...

東里山人

2010年1月17日 | 东方早报

　　张剑虽然花了很大的气力编了一本百万字的《莫友芝年谱长编》，其实他于年谱的“书法”似乎犹懵乎未晓，大致说来，有体例紊乱、名字混淆，不通史法、标准驳杂，读书无识、卤莽灭裂，昧于文理、破句频出，不明书仪、句读多误，取舍不当、误会书旨等诸多疏失。

　　高嵩松

　　1933年，陈寅恪先生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末尾有一句名言：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寅恪先生治中古文史，即所谓的“不古不今之学”，但以他的博通中外，又何以“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则大可玩味。这个问题并非本文主旨所在，姑且不谈。我所关注的是，现在治学术史、思想史者多为“用大刀阔斧的人”，对“咸丰同治之世”的一些重要学者仍重视不够。比如这一时期有个大学者，曾湘乡以他为“畏友”，赞他“学问淹雅”、“其学于考据、词章二者皆有本原，义理亦践修不苟”，于其生前即赠诗誉其“志事无匹双”、“深语非浅商”，死后又饱含深情地写了副挽联：

　　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定交，早钦宿学；

　　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

　　可谓推崇备至。此人就是黔南大儒莫友芝（1811-1871）。像莫氏这样的人物，以前还没有十分深入的研究，“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胡适语），而做学者的年谱无疑是一种“拿绣花针的训练”，因此，当我在书店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剑所著《莫友芝年谱长编》，以为总算有人倾力于此，颇感欣慰。

　　记得何炳松当年为胡适《章实斋年谱》作序时曾说：

　　替古人做年谱完全是一种论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过一种以事系时的功夫，并不很难；仔细一想实在不容易。我们要替一个学者做一本年谱，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的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所以做年谱的工作比较单是研究一个人的学说不知道要困难到好几倍。

　　胡适自己在《章实斋年谱序》则说：

　　我是最爱看年谱的，因为我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

　　笔者向来“不用大刀阔斧”，也绝没“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但和适之先生一样也很爱看年谱。可惜读了张君的书后，兴奋之情却是有减无增，原因何在，读者诸君且听我细细道来。  　

　　通观整部《莫友芝年谱长编》，一岁至四十九岁有一百六十页（17至186页），而五十至六十一岁则多达三百五十页（186至535页）。记载莫氏六分之一生命所用的篇幅超过其六分之五生命的两倍还多，而这些篇幅则又大部分依靠莫友芝自己的《郘亭日记》完成的。据张君的收集可知，现有稿钞本日记存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1860-1862），同治三年至十年（1864-1871），大致记载了莫氏从五十岁起直至逝世前不到一个月间的大部分经历，虽然其中有不少缺损，但总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莫友芝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其最后十年，因此我初翻此书时不禁想到，其实要是把现存的《郘亭日记》整理出来岂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又何必定要做年谱长编，狂抄日记来硬充篇幅呢？如法炮制，还可以编出诸如《翁同龢年谱长编》、《李慈铭年谱长编》、《郑孝胥年谱长编》之类的劳什子来呢！但转念一想，张君自有其道理，抛开别的不谈，仅仅标点一部日记，是不能列于著作之林的，何况在以“中国文学的最高研究机构”自诩的文学研究所里或许还不能算什么“工作量”呢！

　　何炳松在前引的序中还说，做年谱“这种工作当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们坐享其成的读者却不应过度的去求全责备”。这话当然不错，但我仍对张君之作感到失望，这倒并非嫌它“疏漏”，责其不“全”，而是觉得张君虽然花了很大的气力编了这本洋洋百万字的年谱，其实他于年谱的“书法”似乎犹懵乎未晓。

　　不过张君倒是一贯自信的，早在其所著《晁说之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的《后记》中，就有过“自信尚非牛后人语”那样的“牛”话。如今“莫谱”《凡例》中也有一条类似口气的话：

　　《长编》随文酌加案语，辨析真伪，商榷旧说，点明意义，皆有可观。

　　这条凡例与此前出版的许全胜先生所撰《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8月）“发凡”中的一条何其相似乃尔！许先生说：

　　本谱随文酌加案识，考释文献，辨证异同，商榷旧说，补充材料，皆有参观。

　　张君大概以为“参观”二字有点用词不当，便改成“可观”了，殊不知“参观”是指所用材料的相互参照。孤陋如我，还没见有谁吹自己的考证是“可观”的，大言如此，真可谓“张茂先我所不解”了。不过，还是验验货色吧，兴许里面的确大有可观呢。　　

　　一、体例紊乱，名字混淆

　　编纂年谱，体例划一是十分重要的，而张君的表述则教人大跌眼镜。年谱涉及多人，谱文对各色人等应统一称名，不应称字号，更不可一会儿呼名，一会儿唤字，令人莫知谁何。“莫谱”人名称呼十分混乱，如咸丰十年记“除夕，在安徽望江度岁，县令周景濂招饮”（210页），而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则云“周娱阶来拜”（211页），有几人能知这位“周娱阶”就是上面的“周景濂”？又如，《郘亭日记》记有“李敏斋志学”，257页谱文却一处作“李志学”，另一处称“李敏斋”。夏先范字古彝，230、231页谱文则分别写作“夏古彝”、“夏先范”。有时则不动脑筋，照抄文献中的叫法而不知划一，如246页据《郘亭日记》“谒钦帅致谢……遂以公子劼刚寄纂《说文分韵解字凡例》相示，为指刺其病而还之”，谱文云“曾国藩以其子劼刚所著《说文分韵解字凡例》请友芝批正”。而247页引《曾国藩全集·家书》“自谕纪泽儿：昨见尔所作《说文分韵解字凡例》，喜尔今年甚有长进，固请莫君指示错处。莫君名友芝……”，于是便在谱文中写作“曾国藩致曾纪泽信中评莫友芝”云云。诸如此类，不能悉举。这种混乱，对张君来说实不自今日始，他在《晁说之研究》中为晁氏作谱，也是一会儿“苏轼”、一会儿“东坡”的。

　　自然，年谱中会有些人物大名一时考不出来，只知其字号，如王益三（23页）、宦幸斋（23、24页）、叶仰山（40页）等，这里不妨采取旧法，将名用空方框标出，字号则用小字注在后面，即可明白。前人体例之善为何不知采纳呢？

　　至于谱主，前贤撰述多称“先生”或“公”以示尊敬。曾有学者指出张君所撰“莫谱”直呼“友芝”如何如何，作爷娘唤儿状，令人绝倒（见《文汇报》2009年1月24日学林版）。

　　张君对此或许会很不服气，说：“我用的是史笔，临文不讳嘛！”这似乎也有道理，不过作史是代表朝廷的，自当称名；写祭文、年谱与之毕竟不同，况且替去古未远、学行高尚者作谱，直呼其名尤非所宜。即使按照张君的做法，这一体例也未能贯彻到底。如《莫友芝年谱》前还有其父莫与俦（字犹人）的简谱，谱中称“与俦”（2、4、11、13页）、“莫与俦”（15页），而在《莫友芝年谱》中一会儿呼作“父与俦”（17页）、“莫与俦”（19页），一会儿则尊为“父犹人先生”（20页）、“犹人先生”（21页）、“父亲莫与俦先生”（108页）。何此恭而彼倨也？这又是学的谁家的史笔呢？

　　较名、字称呼混乱更甚者，谱文及所引资料还有妄改，甚至遗漏名字的情况。妄改的如莫友芝为郑珍子知同取字“伯志”，这本在其所撰《郑知同字说》中说得很清楚：“余曰其以‘伯志’。”年谱引了这篇资料，却在谱文中说“友芝字之曰‘伯更’”（103页），而书后的索引竟也以讹承讹（719页），真是匪夷所思。遗漏的如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郘亭日记》“嘉靖辛卯陆给事”（223页）后，据原稿脱一“粲”字而不知补。同年九月十三日《日记》“刘彤阶[世]墀”，知道在原文的脱漏处补一“世”字，可是谱文却仍作“刘墀来访”（245页）！

　　关于人名字号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张君书后所编《人物小传》只知一味抄书，全不晓其中奥妙，如“刘世墀”条抄作“字彤阶、彤陔、桐陔”（664页），但在整理莫祥芝致莫友芝信中，他却硬要将周娱陔改成周娱阶不可，写成“娱（陔）[阶]”（216页）。殊不知清人字号多用谐音字，这本非误字，如缪荃孙字“筱珊”，又称作“筱山”、“小山”等不一而足，其中没有一个是错的。　　

　　二、不通史法，标准驳杂

　　年谱最讲究“书法”，如标准不一，就会杂乱无章，张君则等而下之，叠床架屋。如134至135页居然有三条“九月”、两条“十二月”。更有甚者，112页“咸丰元年辛亥（1851），四十一岁”条下谱文云：“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崩，咸丰帝登基，定年号曰咸丰，是年为咸丰元年，友芝赋诗二首，对新帝和未来寄予希望。” 连消极修辞的避复也不懂，能不令人掩口胡卢！

　　“莫谱”在日期表述上同样混乱不堪，谱文将月日表示法和民间节日、俗称等混用，以至出现“寒食”（104页）、“端午节”（151页）、“重阳节”、“重阳后”（178页）、“重九”（160页）、“腊八后”、“腊月”（161页）之类字眼。209页“十二月十八日”条下又出现“腊月二十三日”，须知“腊月”当改为“十二月”（259页也应如是），而210页的“除夕”，除应改成“十二月三十日”外，还要补出公历日期“（1861年2月9日）”才是。

　　谱文叙述时经常文白杂糅、龃龉不谐，有时照抄所引文献写成文言文，有时则用大白话加新名词，如“之前，友芝有诗答温瑶光，透露自己若干诗学观念”（150页）、“友芝选取乡村较有代表性的四种风俗习惯，分别入诗”（151页）之类。须知文章和社会一样需要和谐，这样的表达处于其中显得不伦不类。记得以前文研所诸老多深得文字三昧，如今是不可复睹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有什么办法呢？

　　张君于文字有时又极喜画蛇添足，如“自己绕道大塘欲回独山时”（154页），“莫谱”所记难道不都是莫友芝“自己”之事吗？何必再加此二字呢？又如，353页居然有“并作二诗载日记中”、“录《焦山》诗入日记中”的话，此处谱文所述的内容不都是从《郘亭日记》得来的吗，“日记”载入的东西多着呢，何以独独只提其诗？再如，103页谱文“三月，郑珍子郑知同年近弱冠，求字于友芝，友芝字之曰‘伯更’（当作伯志，见上文），并作《郑知同字说》”，这些臃肿的句子完全可以减肥，如改成“三月，字郑珍子知同曰‘伯志’，并撰字说”足矣。　

　　三、读书无识，卤莽灭裂

　　作学术史研究，首先至少要有相关的基本常识，否则没有不闹笑话的。莫友芝博通经史小学，读懂他的文字虽非易事，但如果多翻翻书，有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惜张君远没做到这点。

　　如“莫谱”58页引《郘亭杂文焚馀录》中的《犍为文学传》云：“钱晓徵与晦之论《尔雅》书，已引《广韵》舍姓，谓舍人是姓名，非官称。赵竹冈《困学纪闻》笺，亦谓舍人是文学之名。”其中“钱晓徵与晦之论《尔雅》书”当标作“钱晓徵《与晦之论尔雅书》”，此文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莫氏此文又收入张君与其导师陶文鹏及贵州学者梁光华三人合编的《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699页），错误相同。

　　《莫友芝诗文集》中《郘亭遗诗》卷三《寄朱亮甫右曾太守二首》注（320-321页）云：“太守总军务局，夜分书檄之暇，常以一二时许整理所著《服氏春秋左传解谊》。”此书即“莫谱”503页莫氏致张之洞信中所谓“嘉定朱亮甫右曾之《左氏服注纂疏》”，但在212页所引《郘亭日记》中竟被张君无端腰斩成“《春秋左传》、《服氏解谊》”两段，变成两种书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并非仅见，225页引《郘亭日记》“拟以两《石鼓》、《嵩山》、《三阙》各粘为大册”，“《嵩山》、《三阙》”当作“《嵩山三阙》”，即著名的嵩山汉代三石阙铭——《太室石阙铭》、《少室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452页莫氏致黎庶昌信点作“至《皇朝》、《三通》、《续三通》等大部”，竟不知《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合称“《皇朝三通》”，不禁使人联想起清人徐灵胎嘲笑科举之士的“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

　　除了腰斩书名外，还有该加书名号者不加的，如上引503页致张之洞信云：“《礼记卫氏集说》及《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二书，仅通志堂解□有之，更无别刻。友芝家有《经解》全书，客中亦欲求卫氏等单本，未遇也。”所谓“通志堂解□”当即《通志堂经解》，张君既不知是正，自不知是书名。又如，246页有“所引篇韵概不著明亦得，然引《玉篇》、《广韵》者添篇字，韵字引宋人篇韵者添类篇、集韵字，计不过添数千字，未为甚繁也。至官韵中字为说文所无者……”一段话，标点多有误，当作“然引《玉篇》、《广韵》者添‘篇’字、‘韵’字，引宋人《篇》、《韵》者添‘《类篇》’、‘《集韵》’字”。此外，甚至连著名的《说文》也不知加书名号。

　　而不该加书名号的却乱加一气。如325页“四月《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刊成，莫彝孙作《谨述》”，所引资料云：“《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刻本后附有莫彝孙《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云……”真有点不知所云。实际是莫彝孙为此书写了篇题跋，张君见文末署款“男彝孙谨述”字样，便加上书名号成了“《谨述》”，所加案语更是滑稽，明明知道“今同治刻本《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后附有多人题跋”，却又强作解事地说：“如作于‘同治甲子中和节’（同治三年二月初一日）刘毓崧的《识语》，作于‘同治三年春仲’张文虎的《附识》，作于同治甲子仲夏方宗诚的《跋》等。”按照张君的逻辑，原文作“同治甲子中和节仪征刘毓崧识”，案语当云“刘毓崧的《识》”方合。而被他“等”掉的则是莫友芝本人的二篇题跋和一篇题诗，若据其署款“四月既望友芝再校易稿识后”、“友芝附识”、“同治癸亥友芝属草”，岂不也要说成“莫友芝《再校易稿识后》、《附识》、《属草》”呢！

　　张君在《晁说之研究·后记》中曾说：“既然是一部学术著作，就贵在简省不重复，贵在创造不因循。”他的“简省不重复”，我们已经领教了。后来我偶尔拜读到梁光华《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注评》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于是又恍然大悟，原来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并非张君的专利，梁君早就拥有此项发明权了。大概看到《郘亭遗文》卷一有“《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引》”、“《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识后》”，梁君便如法炮制地在其大著的附录中收入了“莫彝孙《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谨述》”等篇章，莫友芝的那首诗因末尾题有“湘乡相公命刊《唐写本说文残帙笺异》且许为题诗歌以呈谢”的话，便题作“莫友芝《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谢诗》”，而最有趣的莫过于附录末尾竟还收了一篇题作“梁光华《仿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跋》”的绝妙好辞来压轴，居然“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了。张君既与梁君合作点校《莫友芝诗文集》，想必是受了梁君的启迪，与之俱化了吧。

　　四、昧于文理，破句频出

　　虽然在“中国文学的最高研究机构”中学习工作多年，张君读古书的语感似乎并不佳，这样标点起古籍来就难免不破句频频。下面试举数例，59页“切偲道废，重蒙箴诫，拳恳敢不敬谢”，当点作“重蒙箴诫拳恳，敢不敬谢”。63页“友芝驹隙，徒悲綅缨，遂易昊天罔极，报乃如斯”，当点作“友芝驹隙徒悲，綅缨遂易，昊天罔极，报乃如斯”。更好笑的是，100页引莫氏致邹汉勋信云：

　　衡阳王而农先生，友芝以足下言始知之，赐到新刻《宋论》、《思问录》两书，始得见其著述，与亭林、梨洲允堪鼎足，诚国初儒林第一等人物，仅谓“楚材举首”者隘矣。尝鼎一脔，益思全牛悠悠之怀，何时可副耶？

　　其中张君标点的“益思全牛悠悠之怀”一语，难道是表示尝了一块牛肉后，便更想吃那肥“悠悠”的牛奶吗？其实此“怀”非牛怀，乃莫友芝之怀也，“悠悠”即《诗》“悠悠我思”之“悠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看了王夫之的《宋论》、《思问录》两书感到不满足，还想进一步读王氏全部的著作，故当断句为：“尝鼎一脔，益思全牛，悠悠之怀，何时可副耶？”　　

　　五、不明书仪，句读多误

　　“莫谱”征引书函甚多，古人书信开头末尾都有一定的格式，不明此道，句读往往会错。如60页“深秋道履如何，临书浩叹不尽”，当点作“深秋，道履如何？临书浩叹。不尽”。“不尽”二字意为“书不尽言”，原文并无“浩叹不尽”的意思。又如，63页“友芝顿首越峰二丈左右：酷热不审道履何似”，当点作“友芝顿首。越峰二丈左右：酷热，不审道履何似？”而64页“友芝白：祉堂徐君足下，春初承惠过”，则当点作“友芝白。祉堂徐君足下：春初承惠过”。

　　顺便提一下，张君点校的《郘亭书画经眼录》（中华书局2008年1月）纰缪不断，其中涉及古人书札的错误与“莫谱”一样指不胜屈。兹仅举一例，张君不知信末写“左沖”二字为何意，竟把这些“沖”字都转成繁体字“衝”。其实这里的“沖”字没有什么繁体，赫赫有名的《沖虚至德真经》难道张君没有读过吗？“沖”者，空也。“左沖”则意为空出信纸的左边，以待收信人的批复。　　

　　六、取舍不当，误会书旨

　　张君据所引材料撰述谱文，有时取舍不当，甚至误解文义。如277页据《郘亭日记》作谱文云“记周景濂诸子姓名于《日记》中”，殊为无谓。299页引《郘亭书画经眼录》卷三《元管仲姬紫竹庵图小幅》有云：

　　同治壬戌初冬怀宁市出，彭泽宰忠州李芋仙士棻购，因录存其题识。

　　谱文据此说：

　　十月间，观李士棻所购《元管仲姬紫竹庵图小幅》，记入《书画经眼录》。

　　不知莫氏“录存其题识”一句的本意不是将此画“记入《书画经眼录》”，而是指将画中原有的题跋识语录存下来，那些“题识”不就见于张君自己整理的《郘亭书画经眼录》282至283页上吗？

　　又如，253页引《郘亭日记》云：

　　食后过眉、海谈，弢甫亦至，言有《闢邪录》极骂洋鬼之恶，意甚不平，殊不可解，大氐苏常人多此见也。

　　谱文写作：

　　访李鸿裔、穆其琛。周腾虎亦至，言有《闢邪录》极骂洋鬼之恶，友芝不解。

　　最后“友芝不解”一语，似多此一举，难道莫友芝真的“不解”吗？ 　　

　　以上仅仅是随手翻阅时所见的疏失，如要详加勘检，恐怕又要靠一番“绣花针儿的本领”，一时半会儿完成不了，何况限于篇幅，笔者也只得就此打住。记得张君在年谱《后记》感谢了一大堆知名的教授、研究员、编审、博士，最后还特别提到“知名学者、中华书局资深编审刘德麟先生和校对赵明先生是正《长编》疏失皆夥，实属不敏之幸”。当然，年谱的疏失不应由以上诸公分任其咎。张君应当负最大的责任。不过，笔者对张君辛勤搜罗前贤著作的劳绩是极其钦佩的。而本文的初衷，无非深切地希望治学术思想史者能把“绣花针儿”的功夫做得更精密、更厚实一些而已。如张君不以为忤，反以为励，真能不负其《后记》所谓“愈坚后学向道之心”的话，那倒真是“不敏之幸”了。

来源：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01/17/content_184065.htm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01/17/content_18406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