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李约瑟正名——江晓原谈《中华科学文明史》

東里山人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名，是不确切的中译名。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更保持着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
    ●李约瑟确已成为一种象征，但这不是阿Q式的“我们先前阔多了”的象征，而是中西方文化沟通、交流的象征

    在中国大众心目中，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帙浩繁，从1954年起出版，已出数十巨册，至今远未出齐，而李氏已归道山。考虑到公众阅读上的困难，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李氏生前，请科林·罗南将李氏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书名《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华科学文明史》篇幅仅为李氏原著几十分之一，从1978年起陆续出版，共得五卷。不幸的是，罗氏也已在数年前谢世。

    此简编本的中文版，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隆重推出，第一卷已经上市，其他各卷将在年内陆续出版。此书的翻译主要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教师承担，也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记者近日采访了丛书的策划人江晓原教授。

    记者：李约瑟的巨著被翻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什么这套书被冠以《中华科学文明史》的书名？

    江：李约瑟的巨著本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个书名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是他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却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结果国内就通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然而这个不确切的中译名在那部书上沿用已经很久，也就只好约定俗成了。

    现在我们科学史系翻译的这部书，原名是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就是李氏上面那部巨著的简编本之意。我们当然不应该将错就错，再继续沿用先前不确切的书名。所以《中华科学文明史》这个书名，既符合作者原意，顺便也是一次“正名”——尽管是已经迟到的“正名”。

    由于是简编本，这部书的读者对象，自然要比李氏那计划中有七十余册的皇皇巨著广泛得多。书中略去了大量繁琐的考证，阅读起来也比较流畅。

    记者：您两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科学史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是他的著作中宽广的视野。在“简编”中，这种“宽广的视野”是否受到了影响？

    江：关于李氏书中视野宽阔的问题，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多次谈到过。这部书虽然经过了科林·罗南的改编，但这一特点仍然得到保持。书中论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时，经常能够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李约瑟倾注了巨大的注意力。

    例如，在谈到中国古代的水运仪象之类的天文观测——演示仪器时，就介绍了起源于拜占庭的“阿拉伯自鸣水钟”（第1卷，76页），而以前国内的读物大谈中国的水运仪象台时，从来不提西方历史上的同类仪器，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又如，即使是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伪科学时，李约瑟也不忘记进行中西方比较，在谈到中国十四世纪时的一幅星命图（算命用的）时，李约瑟立即将它与公元初几个世纪西方“系统化的古希腊占星术中的十二宫或十二所”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的实质内容是一样的（第1卷，205页）。

    这样的做法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极为有益的──因为我们以前有太多的读物向我们描绘过一幅又一幅夜郎自大的虚幻图景，好像古代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独步全球，别人都在蛮荒世界。虽然李氏有时不免有点拔高中国古代成就，但他主要也只是在比较抽象的概念上拔高，具体论述时则都是实事求是的。

    记者：“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众多学者试图解答的问题。所谓“李约瑟难题”，据我所知是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明朝以前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领先于世界，但令人困惑的是，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这就是难题所在。对这样一个公认的问题，近年来，您却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对此能再谈一谈吗？

    江：关于“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我在去年5月24日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已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就不难发现“李约瑟难题”确实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领先于世界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于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在唐朝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科学最先进的国家。国力强盛有共同的、相对简单的衡量标准，科学文化先进与否的衡量标准却要复杂得多。而且，科学史意义上的科学先进同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科技发达，考量标准也不一样。

    记者：长期以来，很多人误读了李约瑟，那么，《中华科学文明史》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简编本，会不会造成新的“误读”呢？

    江：我相信不会造成任何误读。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这部书的论述是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的论述是不会误导读者的。如今媒体或书刊上，特别能误导读者的，是一种“真实的谎言”——这是一种高明的说谎技巧，其中每一个成分都是真实的，但是合起来就构成谎言。比如，向儿童谈科学史，说我们今天讲两个科学家的故事，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黄道婆，所讲的事都是真实的；但小孩子听过后就获得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有一个像爱因斯坦那么伟大的女科学家黄道婆，而这个印象却是一个谎言。因为黄道婆即使历史上真有其人，也不能被称为科学家，更无法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

    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一开始被介绍进来，就是按着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公众误解了李约瑟，继而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

    我认为，李约瑟的工作和精神，都有永远的价值。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但这不是阿Q所说的“我们先前阔多了”的象征，而是中西方文化沟通、交流的象征。

来源：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1284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