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与《文选》学研究

東里山人

穆克宏

内容提要：黄侃是近代著名学者。他熟读《文选》，并对《文选》学有深湛之研究。本文就其《文选平点》论述他对《文选》校勘、批注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近代《文选》学史的一座里程碑，为《文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黄侃  文选  研究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晚自号量守庐居士，湖北蕲春人。现代著名的音韵训诂学家、文学家。曾师事章太炎，习音韵训诂之学，又从师刘师培，受其家传经学。故其长于小学、文学与经学。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北京大学、东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著有《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论学杂著》《说文笺识》《广韵校录》《尔雅音训》《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文选平点》等。

黄侃读书治学十分勤奋、认真。汪东《蕲春黄君墓表》说他“为学，严定日程，贯彻条理。所治经、史、小学诸书，皆反复数十过，精博孰习，能举其篇叶行数，十九无差忒者。”黄侃读书有计划、定日程，重要的经、史、小学著作大都反复阅读多次，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汪东所述，皆为事实。黄侃《阅严辑全文日记》卷二“戊辰五月三日辛卯”说：“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乎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正证明汪东所言不虚。其姪儿黄焯说：“焯窃观先生圈点之书，数当以千计，经史子文诸专籍无论已，即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史稿》两书论之，即达七百余卷。至于能背诵之书，不止如先生所述《说文》《文选》数部而已，如杜工部、李义山全集，几皆上口，即词曲中能吟讽者亦多，博闻强记，盖兼具所长。”[1]黄焯受业黄侃，其所述自然可靠。黄侃天资聪慧，读书刻苦，故其著作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是我们今天进行学术研究常常需要参考的重要著作。

黄侃的学术研究是多方面的，本文论述的是黄侃对《文选》学的研究。

黄侃学习和研究《文选》多年，有多次《文选》批注本，未见有《文选》研究专著问世。我所见到的黄侃《文选》批注本有：①其长女黄念容整理的《文选黄氏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出版。②其侄黄焯整理的《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③其子黄延祖整理的《文选平点》（重辑本），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黄念容的丈夫是黄侃门人潘重规教授，潘氏迻录本时间是庚午（1930），此后黄侃可能时有批注，潘氏则不断迻录，故内容较为丰富。黄焯是古典文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他曾亲聆黄侃之讲授，多年整理黄侃遗稿，其所录批注当真实可靠。黄延祖是工科教授，对《文选》并无研究，他的贡献是将黄念容的《文选黄氏学》与黄焯的《文选平点》重辑为一，力求保存黄侃批点《文选》之全貌。本文的论述主要以黄延祖重辑本为依据。

黄侃对《文选》有深湛之研究，其《文选平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个方面。

一、校勘

古书在传抄、翻刻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一些错误。所以，古书需要校勘。叶德辉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藏书十约》），话虽说得过分一些，却也有道理，因此，前人十分重视校勘工作。

黄侃对《文选》的校勘十分仔细。他首先吸收的是何焯的校勘成果，因为他认为：“清世为《文选》之学，精该简要，未有超于义门者也。”[2]至于汪师韩《文选理舆》、余萧客《文选音义》《文选纪闻》、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文选考异》《文选李注补正》、胡克家《文选考异》、朱珔《文选集释》、梁章钜《文选旁证》、张云璈《选学胶言》、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胡绍煐《文选笺证》等都用来参校。以上各家有关《文选》的著作，在清代都是有代表性的。黄侃校勘《文选》吸收了他们的成果，说明黄侃对《文选》的校勘是带有总结性的特点。值得我们重视。他说：“建安以前文皆经再校。杨守敬抄日本卷子本，罗振玉影印日本残卷子本已与此本校，又五臣、六臣皆宜对校。”[3]这是说，《文选》中建安以前的诗文已校过两次。杨守敬抄日本卷子本、罗振玉影印的日本残卷子本已与此本校过。杨守敬抄日本卷子皆古抄《文选》三十卷本，今残存二十一卷，无注。罗振玉影印的日本残卷子本指《文选集注》一百二十卷本，罗振玉1918年影印十六卷，今存二十四卷，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书名《唐钞文选集注汇存》。黄侃认为，五臣、六臣皆宜对校。五臣本今存完整的只有陈八郎本，与黄氏所持底本湖北崇文书局翻刻鄱阳胡氏刻本《文选》对校，比较简单。如果以胡刻本《文选》与六臣注《文选》对校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六臣注《文选》有明州本、赣州本之别，对校起来，工作任务繁重。所以只是说“宜对校”，而自己未能完全做到。

黄侃熟读《说文》《尔雅》《广韵》，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所以他的校勘，质量很高。现在请看下面的例子：

    《文选》卷四十三，孔稚圭《北山移文》：“驰烟驿路。”《文选平点》云：“先叔父尝语焯云：路或雾之讹，盖雾先讹作露，再讹作路，而驿路又属常语，遂莫知改正也。检《王子安集》，驿字每作动词用，则驿雾与驰烟对文，非与山庭为对文也。王勃《乾元殿颂》，‘寻出缒阾，驿路驰烟。’疑即本孔文，驿与驰为对举字，如驰魂思是也。”

昔日读《文选》李善注，“驰烟驿路”，无注。查梁章钜《文选旁证》、朱珔《文选集释》、胡绍煐《文选笺证》等，皆无注。后来翻阅一些当代注本，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驿路，犹言写路、大路。此指周颙所经过的路。”[4]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云：“驿路，通驿使的大路。”[5]袁行霈、许逸民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册注云：“驿路，大路。”[6]）各本所注皆相同，似可成为确解。但是，以上编者都忽略了黄侃于1922年提出的新解。这个新解是正确的，黄侃门人徐复教授说：“阅影宋本《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引《金陵地记》所举孔文首四句，正作‘驰烟驿雾’，知宋人所见本，尚有不误者，可以证成师说，而洵属快事。”[7]我要补充的是，《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三刘良注云：“驿，传也。谓山之英灵驱驰烟雾，刻移文于山庭也。”这个理解是正确的，黄侃提出新解，可能受到刘良的启发。

又《文选》卷四十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黄侃云：“‘起躬’犹起身也。‘躬自流涕’则不词。‘自’盖衍文。旧以‘士无不起’为句，则自‘沬血饮泣’以下四均无主格，末句‘者’字独立不住，宜以‘士无不起躬流涕’为句，直冠下四句，‘自’为衍文，当由一本‘躬’作‘身’，或将‘身’字注‘躬’字下，后遂误为正文，故衍耳。《汉书·司马迁传》无‘自’字可证。”这里，黄侃用理校的方法，校出‘自’字为衍文。在校勘的四种方法中，理校最难。校书者必须具有很高的语言和文学素养，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著名史学家陈垣说：“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此法。”确实如此。黄侃在理校之后，又以他校的方法，引用《汉书·司马迁传》加以证实。校勘的结果更是确凿无疑了。上一例，黄侃校出“路”当作“雾”，也是用的理校方法。其门人徐复教授，引用《太平御览》所引《金陵地记》，加以证明，这也是以他校的方法加以肯定。其结果也是十分可靠的。以上二例可以看出黄侃的校勘具有很高的水平。

又《文选》卷十二，木华《海赋》：“目要   眇蝉蜎。”黄侃云：“下抄本有‘珊瑚琥珀，群产相连，砗磲马碯，渊积如山’十六字。”日本所藏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今存二十一卷，是珍贵的校勘资料。黄侃校出比现存《海赋》多出十六字，这是对《文选》校勘的一大贡献。黄侃曾在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卷六末有《题记》云：

    《海赋》多出十六字，不但六臣所无，何、余、孙、顾所未见，而杨翁藏此卷子于箧衍数十年，殆亦未发见矣。岂徒《神女》玉王互讹，证存中之妙解；《西京》戈弋不混，验屺瞻之善雠乎？且崇贤书在，北海解亡，此编原校引书，独有臣君之说，是则子避父讳，其为北海之作，焯尔无疑。陆善经见之，此卷子引之，逸珠盈椀，何珍如是。行可能藏，侃能校，皆书生之幸事也。  季子侃题记。

按卷子本《文选》，为武昌徐行可（徐恕）所藏。以上题记是从屈守元《文选导读》转引的。此则题记涉及四个问题。

    （一）《海赋》多出十六字问题，这十六字，胡刻本《文选》没有，六臣本、五臣本《文选》没有，何焯、余萧客、孙志祖、顾千里等选学家从未见过，藏有此卷子的杨守敬亦未发见。韩国奎章阁本六家《文选》，其李善注底本为宋天圣年间国子监本，其五臣注底本为平昌孟氏刻本，皆为较早的刻本，亦未见“十六字”的踪影。今存各种版本的《文选》只有尤刻早期印本（如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出版的尤刻本《文选》）有这十六字，后期递修本如胡刻本《文选》所据之尤刻本就没有这十六字，这说明尤刻初版《文选》与后来的递修本是有文字出入的。胡刻本《文选》所据的尤刻本是后来的刊本，所以无此十六字。既然各本《文选》皆无此十六字，只有尤刻初版《文选》有此十六字，那么这十六字是《海赋》原有，还是从他书窜入的就说不清楚了。

（二）宋玉《神女赋》玉、王互讹问题。《神女赋》写的是楚襄王梦见神女，还是宋玉梦见神女，这是宋代以来长期争论的问题。北宋沈括用理校的方法将《神女赋》中的一些“王”字改为“玉”字，如《神女赋》序云：“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沈括认为：“‘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误书之耳。”[8]这样校改以后，梦见神女的是宋玉，而不是楚襄王。此说得到南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明代张凤翼（《文选纂注》）、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余萧客（《文选音义》）、许巽行（《文选笔记》）、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胡克家（《文选考异》）、胡绍煐（《文选笺证》）、张云璈（《选学胶言》）、朱珔（《文选集释》）、梁章钜（《文选旁证》）等的赞同。所以黄侃说“证存中之妙解”，是赞同沈括此说。

应当指出，《文选平点》中的批语与此说迥异。黄侃在《神女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下批道：

    或云当作玉寝，然则梦神女者，其玉也耶。下云“他人莫睹，王览其状”，正承此王言而说。若以先王所幸，襄王不当应梦，则宋玉应梦之耶，不知昔者先王，宋玉固未尝实指其为怀王，然则朝云之庙，盖已远矣。上告下亦可称白，白犹报也。沈存中、姚宽之误，皆由不解此白字耳。

又在“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下批道：

    此王曰乃更端之辞，惟上“王”“玉”二字互倒耳。盖梦与神遇者王也，以状告玉者，亦王也，玉赋乃承王之命，因王之辞而赋之，诸校勘家皆於此未能照了，故所说多误。若作玉梦神女，则试为寡人赋之，及王览状，二语不可通。侃所说竟与赵曦明同，今夜览孙志祖《文选考异》见之，为之一快。壬戍七夕记。

以上二则批语显然不赞同沈括的校改。批语写于壬戍，即1922年。《题记》可能写于此后。黄侃对沈括之说又有了新的看法。

（三）张衡《西京赋》“建玄弋”的校勘问题。

“建玄弋”，黄侃云：“‘玄弋’，何焯改为‘玄戈’。今见日本钞本，竟与之同。”何焯云：“杜牧诗：‘已建元戈收相土，应迴翠帽过离宫。’疑即用此。今刻‘元弋’者，恐非。《史记·天官书》：‘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晋灼曰：‘外，远北斗也……一名元戈。’”何焯以他校的方法，校出“元弋”应作“元戈”，黄侃以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加以证实。

（四）黄侃说：“崇贤书在，北海解亡”。非关校勘。这里附带论及。崇贤，李善；北海，指善子李邕。

《新唐书·文艺传》：“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此说不可信。高步瀛说：

    又谓善注《文选》，释事忘意，与子邕所更者，两书并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取其说，实亦诬枉。清《四库全书总目》曰：“今本事义兼释，似为邕所改定。然传称善注《文选》在显庆中，与今本所载进表题显庆三年者合。而《旧唐书·邕传》称天宝五年，坐柳勋事杖杀，年七十余。上距显庆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时邕尚未生，安得助善注书之事。且自天宝五载上推七十余年，当在高宗总章、咸亨间。而《旧书》称善《文选》之学受之曹宪，计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时，当七十余岁，亦决无伏生之寿，待其长而著书。考李匡乂《资暇集》曰：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是善之定本，本事义兼释，不由于邕。匡乂唐人，时代相近，其言当必有徵。知《新唐书》喜采小说，未详考也。”

《四库全书总目》的反驳十分有力，足以证明《新唐书》之诬枉，证明黄侃之说不可言。依据《新唐书》所立之说不可信。

（二）批注

批即批语，注即注释。批注是《文选平点》的两个组成部分。先说批。

古人读书常施以批注。这是一种传统的读书方法。黄侃喜用此法，也善用此法。他在《文选平点》的批语，常常表达他精湛的见解。如：

《文选序》。黄侃批云：“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例皆具。宜细审绎，毋经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文心》一书，皆其翼卫也。”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萧统编选《文选》的目的是为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他拟定了选文之条例，不选经书，不选史书（其论述赞除外），不选子书，只选文学作品。他选文的一个重要标准，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黄氏认为，《文选序》所表达的文学思想，应与梁绎《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勰《文心雕龙》结合起来理解，因为《金楼子》论文之语与《文心雕龙》是其文学思想之“翼卫”，即辅助部分。

《金楼子》论文之语见《立言》篇。此篇区分文、笔，有助我们了解当时文学作品的特征。《立言》篇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是指抒情文字，其特点是辞藻繁富，音节动听，语言精炼。萧绎比较看重文学的形式。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萧统既看重文辞的华美、典雅，也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雅正，要求文章具有“文质彬彬”的特点。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其内容大致可分五个部分：（一）刘勰所谓的“文之枢纽”，即导论。刘勰强调儒家思想对文学理论的指导作用。萧统编选《文选》时，同样具有儒家思想。不过，他不象刘勰那样过分的强调。（二）文体论。《文选》分体三十七类，《文心雕龙》分体三十三类，并有详细的论述。《文选》的文体分类显然受了《文心雕龙》的影响。文体论各篇对《文选》诗文的评论十分精辟，有助我们阅读《文选》。（三）创作论。可以指导读者分析《文选》所选录的诗文。（四）批评论。读者掌握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可以用来评价《文选》中的作品。（五）序言。说明刘勰为什么写《文心雕龙》，并说明本书的体例、结构等。

我曾在拙著《昭明文选研究》的《后记》中说：

    我认为，研究《文心雕龙》应与《文选》相结合，参阅《文选》，可以证实《文心雕龙》许多论点的精辟。同时，我也认为，研究《文选》亦应与《文心雕龙》相结合，揣摩《文心雕龙》之论断，可以说明《文选》选录诗文之精审。因此，将二书结合起来研究，好处很多。

确实如此，我认为，黄侃提出，仔细审绎《文选序》，以《金楼子》论文之语，《文心雕龙》为“翼卫”自有道理。但是，如能加上钟嵘《诗品》就更好了。

《文选》卷十九，曹植《洛神赋》。黄侃批云：“洛神，子建自比也。何焯解此文独得之。”按何焯《义门读书记》曰：“《离骚》：‘我令丰隆乘之兮，求宓妃之所在。’植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何氏认为，此赋意在“寄心文帝”。

又尤袤《李善注文选》引《感甄记》说此赋是曹植思念甄后而作。何氏反驳曰：“按《魏志》，（甄）后三岁失父，后袁绍为中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下。安有子建尝求为妻之事？”

在中华版《文选平点》后，附录黄侃《曹子建洛神赋识语》，此文对《感甄记》逐条反驳，其结论是：“今谓《洛神赋》但为陈王讬恨遣怀之词，进不为思文帝，退亦不因甄后发，庶几言情守礼，两俱得之。”

《文选》卷二十一，郭璞《游仙诗》。黄侃批云：“谓《诗品》讥其无列仙之趣。据此，是前识有非议是诗者。然景纯斯篇，本类咏怀之作，聊以摅其忧生愤世之情，其于仙道特寄言耳。故曰‘虽欲腾丹谿，云螭非我驾。’明仙不可求。又曰：‘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明求仙皆妄也。首章俱有山林之文，然则游仙特隐遁之别目耳。”黄氏认为，郭璞《游仙诗》只是抒发他忧生愤世之情，“于仙道特寄言耳”。

清人对郭璞《游仙诗》的评论较多，如

陈祚明曰：“《游仙》之作，明属寄讬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9]

何焯曰：“景纯之《游仙》，即屈子之《远游》也。章句之士，何足以知之。”[10]

沈德潛曰：“《游仙诗》本有讬而言，坎壈咏怀，其本旨也。钟嵘贬其少列仙之趣，谬矣。”[11]

黄侃的批语，显然是受了前人的启发而论述较详。

《文选》卷五十一，贾谊《过秦论》。

黄侃批云：“此论覆焘无穷。‘论’字为后人所题。《吴志·阚泽传》，泽称此篇为《过秦论》，则称‘论’旧矣。《文心·诸子》篇有贾谊《新书》，而《论说》篇但云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盖无专论《过秦》之词，则彦和亦不题之为论也。”黄氏认为，《过秦论》覆盖无穷，影响颇大。今天见到的《新书》，《过秦》篇皆无“论”字。《三国志·吴书·阚译传》：“（孙）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美。’”从此，《过秦》就加上“论”字了。但是《文心雕龙·诸子》篇、《论说》篇提及《过秦》皆无“论”字。清者学者汪中说：“《过秦》三篇，本书题下无‘论’字，《陈涉、项籍传论》引此，应劭注云：‘贾谊书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论。’《吴志·阚译传》始自为论。左思，昭明太子并沿其文，误也。”（《述学·贾谊<新书>序》）汪氏认为，《过秦》后应无“论”字，有“论”字是错误的。可是，由于《文选》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一些著名的选本，如《古文辞类篹》《骈体文钞》《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观止》等，皆称之为《过秦论》。《过秦论》已成为此篇之通名了。

《文选》卷五十八，蔡邕《郭有道碑文》。

黄侃批云：“中郎碑颂之文，所选太少。”为什么嫌《文选》选录蔡邕“碑颂之文”太少呢？黄侃没有说，刘勰说了，《文心雕龙·诔碑》篇说：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司空文烈侯杨公碑》）之碑，骨鲠训典，《陈》（《陈太丘碑文》）《郭》（《郭有道碑》）二文，词无择言，《周》（《汝南周勰碑》）《胡》（《太傅胡广碑》）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

同书《才略》篇又说：

    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拍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

刘勰对蔡邕文作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他撰写的碑文，评价尤高。刘勰指出，蔡邕文的特点是“精雅”，刘师培说：

    《文心雕龙·才略》篇云：“蔡邕精雅”，实为定评。研治蔡文者应自此入手。精者，谓其纯粹而细致也；雅者，谓其音节调适而和谐也。今观其文，将普通汉碑中过于常用之句，不确切之词，及辞采不称，或音节不谐者，无不刮垢磨光，使之洁净。故虽气味相同，而文律音节有别。凡欲研究蔡文者，应观其奏章若者较常人为细；其碑颂若者较常人为洁；音节若者较常人为和，则于彦和所称“精雅”当可体味得之。

刘氏对“蔡邕精雅”的分析颇详，有助于我们了解蔡文的特点。而汉代碑碣文，蔡邕的成就最高，《文选》只选录了《陈太丘碑文》《郭有道碑》两篇，岂不是太少了吗？原来黄侃的批语只是结论，其论据在《文心雕龙》中。

这类例子颇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类批语，往往可见其独特的观点，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次说注释。

黄侃不是专门注释《文选》，而是在阅读《文选》的过程中，参考各本，边校，边注，边批。其校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并用，争取恢复著作原貌；其注撷各家之长，力求准确无误；其批，或吸收古人的见解、或独抒己见，大都可观。其校、批之特点已见上文，现在考察其注之特点。例如：

《九歌·柬  太一》：

瑶席兮玉瑱○瑱，犹镇也。

《云中君》：

蹇将憺兮寿宫○蹇，犹羌也。

极劳心兮忡忡○极，疲。

《少司命》：

与汝游兮九河，冲飚起兮水扬波○“与汝”二句王无注，盖複《河伯》章语也。

望美人兮未耒○此美人，司命也。

《山鬼》：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余，山鬼自余也。

留灵修兮憺忘归○留，待也。

君思我兮然疑作○然，词也。

思公子兮徒离忧○离忧，即离骚也。

这是黄氏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加注，以通释语义。看起来，信笔加注，十分简单。实际上，对古籍进行恰当的注释是不简单的。这与他深厚的语言和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又如：《宋书·谢灵运传论》：

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形似，摹写事物之情状也。情理，榷论是非也。

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气质专尚天姿，取其遒上也。

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

缛旨是稠，繁文绮合○以繁缛二字，标潘、陆之文，信得之矣。

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平台指相如，南皮指曹、王，虽异之而不能不有所取，贵在变通而已矣。

遗风馀烈，事极江右○右字极是。言潘、陆之风止于西晋，故下云东晋无闻丽辞。或作左，非也。

遒丽之辞，无闻焉尔○遒则意健，丽则文密，文辞至此乃无遗恨矣。

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兴会标举，遒之属也。体裁明密，丽之方也。然颜终逊于谢，以未遒耳。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声律论作，文变无穷，其所擢拔扬扢，不可胜数也，而此数语，实已总挈纲维。

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暗与理合何也，音韵乃自然之物，不待教而解调也。

黄氏在在此篇开头说：“此篇未易促了，侃考之至深，别具篇札。宜取省览。”按此篇札记已亡佚。从此篇注释看，黄氏考虑问题，确实比较深入，具有一定学术性。又如：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愚乱之邪臣斥宋玉也。彼，彼登徒也。谓不如彼者，宋玉自以为不如登徒子好色也。注皆谬。

谢灵运《述祖德诗》：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七州者，玄所都督七州也。注谬。而近世曾国藩亦承之而不考矣。此方虚谷说。

嵇康《幽愤诗》：曰余不敏，好善闇人○谓吕巽也。注谬。仲悌心旷而放，非不可交之人也。

陆机《答贾谧》：年殊志比○何焯谓机与谧款密，大谬。此诗意存讥讽，款密乃空言耳。

嵇康《杂诗》：“孰克英贤，与尔剖符○意言谁为贤者，当与之契合也。注非。（略同何焯为说）

扬雄《解嘲》：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疎，独说数十馀万言○王西庄以为《法言》，非也，据此，子云《太玄》，自有说之文也。

范晔《逸民传论》：士之蕴藉义愤甚矣○蕴藉，犹怀蓄也。注非。

颜延之《陶征士诔》：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渊明为名为字，究难因此以定之。南岳，灊、霍也。何云庐山，缪。

注释古书很难，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十五《注书难》说：“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也不能无失。”因此，古书注释的失误是难免的。黄侃博考群籍，纠正《文选》注释中的失误，正体现他的学术水平。可是，智者千虑，难免偶有失误。如《陶征士诔》条，何焯解“南岳”为庐山。黄侃认为错了，应是灊山、霍山。我认为何焯解为庐山，犹有可能，因为陶渊明曾为“浔阳三隐”之一。而黄侃解为灊、霍，全无可能。按灊山，即潜山，在今安徽潜山县，霍山，在今安徽霍山县，陶渊明何曾在潜山、霍山隐居，未见记载。黄侃可能看到《汉书·郊祀志》云：礼“南岳灊山于灊。”而引起误解。于此亦可注释古书之难。

黄侃精通训诂之学。他曾对《说文》《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训诂学名著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也曾在中央大学等高校讲授训诂学。黄焯的听课笔记《训诂学讲词》今存，武酉山听黄侃讲训诂学笔记二则，见《追悼黄季刚师》一文[12]。由于黄侃的训诂学造诣很深，所以《文选平点》中的注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文选》的研究方法，张之洞的《輶轩语》说：“选学有征实、课虚两义。考典实，求训诂，校古书，此为学计。摹高格，猎奇采，此为文计。”黄侃的《文选平点》有校勘，有训诂，还有评论。显然，这是为研究学问而阅读《文选》。不仅如此，黄侃还特别强调：“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13]并且说：“开宗明义，吾党省焉。”黄侃一开始就说明了阅读和研究《文选》的方法，并希望同行都能明白这一点。

把《文选》研究与《文心雕龙》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研究《文选》学一种重要的方法。黄侃也是这样做的。例如：《文选》卷一《京都上》下，黄侃引“《文心雕龙》云：‘夫京殿苑猎，述行效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据此，是赋之分类，昭明亦沿前贯耳。”（《文选平点》3页）说明《文心雕龙》赋之分类对《文选》之影响。又如：黄侃在“魏文帝《与吴质书》‘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下评曰：‘大抵子桓论文，以遒健不弱为贵耳。’《文心》风骨篇全出于此。”指出《文心》风骨论的出处。又如：任昉《奏弹刘整》：“列称出适刘氏二十许年”。黄侃曰：“列者当时文书之称。《文心雕龙》：‘万民达志，则状列辞谚。’列，陈也，陈列事情，昭然如见也。”这是说明文体，以《文心雕龙》为证。又如：扬雄《剧秦美新》。黄侃曰：“《文心》云：‘诡言遁辞。’得此文之真矣。”黄侃认为，《文心雕龙》对《剧秦美新》的评价十分确切。黄侃将《文选》与《文心雕龙》结合起来于此可见一斑。黄侃强调的研究《文选》的方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此外，讲讲《量守庐讲学二记》（黄侃讲，黄席群、闵孝吉记。时间是1934年夏。见《量守庐学记续编》，张晖编，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这两次讲学涉及到《文选》的有两条，一是《读<文选>法》，二是在《史学》一条中涉及梁章钜的《文选旁证》。

《读<文选>法》说：

    《文选》采择殊精，都为名作。《文选》之学有二：一曰“文选学”，二曰“文选注学”。吾辈可舍注学而不讲求，否则有床上架床，屋上架屋之弊。读《文选》时，应择三四十篇熟诵之，余文可分两步功夫。（甲）记字：一曰记艰涩不常见之字，二曰记最恰当之字。（乙）记句：至少须有千百句镕裁于胸，得其神髓局变。例如《高唐》《神女》两篇，则更为枚乘、司马相如二大家之所祖述。至于韩愈《平淮西碑》，亦模拟《难蜀父老》而成也。《文选》不必拘于体例，表章亦犹书疏，皆繁乎情也。《阿房宫赋》末段并韵而无之，颇类《秦论》。《赤壁》两赋及《春醪赋》、《秋声赋》，皆赋中之变体，与汉赋不同。读《文选》一书，不如兼及《晋书》《南北史》。史载之文，非其佳妙，即与史事有关耳。读《文选》，当读《唐文粹》，以化其整滞[14]。

这里皆从词章立论，读《文选》，为的是写好文章。黄氏认为，《文选》学有《文选》学与《文选》注学之别，他不主张讲求《文选》注学。他的门人骆鸿凯《文选学》，将《文选》学的内容分为注释、辞章、广续、雠校、评论五类。今人则认为研究《文选》及其注释者皆为《文选》学，唯“辞章”一类除外。黄氏认为，读《文选》，先应选择三四十篇诗文熟读、背诵，其他各文则镕裁其字、句，而得其神髓，以利其写作。此皆从“辞章”立论。至于说，读《文选》应兼及《晋书》《南北史》。这是为了加深对《文选》所选诗文的理解。读《文选》后，当读《唐文粹》以化其整滞。《唐文粹》，宋姚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编文赋唯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唯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文选》文俪偶的成份较多，故以此书化之。此亦从“辞章”考虑。

这里，黄氏论及《文选》学多从辞章立论，这也许是“选学”另一义。与我们所谓的《文选》学不同。

关于梁章钜的《文选旁证》，黄侃说：

梁章钜所著书，多系从人售来者，如《文选旁证》《三国志旁证》，皆非自撰。其自撰者只《浪迹丛谈》一书，较前二者迥不类矣。（黄席群、闵孝吉记《量守庐讲学二记》，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版）

黄侃所说源自清代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和近代李详《愧生丛录》。李慈铭说：

    阅梁氏章钜《文选旁证》，考核精博，多存古义，诚选学之渊薮也。闽人言此书出其乡之一老儒，而梁氏购得之。或云是陈恭甫氏稿本，梁氏集众手稍增益者。其详虽不可知，要以中丞他所著书观之，恐不能办此。（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

李详说：

    梁章钜《文选旁证》，为程春庐同文稿本。沈子培（即沈曾植）提学亲为余说。（见《李审言文集》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李慈铭和李详都听说《文选旁证》不是梁章钜的著作，他们都认为梁章钜写不出这种高水平的著作来。李慈铭听说是陈恭甫（即陈寿祺）的稿本。陈恭甫《清史稿》有传，是经学家，其骈文为世所重，与《文选》无关。李详听说是程春庐（即陈同文）稿本。程春庐，嘉庆四年进士，长于地志，《清史列传》有传，亦与《文选》无涉，二位李氏的听说，皆不可凭信。这样，黄侃认为《文选旁证》非梁章钜自撰的看法，同样不可信。我认为，《文选旁证》乃梁章钜的著作。理由是：①目录书如《清史稿·艺文志》《书目答问》《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著录《文选旁证》，皆注明梁章钜撰。②梁章钜的同乡好友林则徐为他写的《墓志铭》认为《文选旁证》是梁章钜的著作。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朱珔为《文选旁证》写序备加褒扬。③梁章钜《退巷自订年谱》说：“甲戌，四十岁……是岁由运河北上，滞居漕艘中百余日，取旧读《昭明文选》笔记之作编录而增益之，是为《文选旁证》之权舆。”（见《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说：“戊戌，六十四岁……校梓《文选旁证》四十六卷，阮云台师、朱兰坡同年各为之序。盖二十年精力所萃，至是始成书云。”（同上）于此可见，《文选旁证》为梁章钜自撰。毋庸置疑。作者有《<文选旁证>作者考辨》[15]可供参考。

黄侃喜爱《文选》，熟读《文选》，有时他还喜欢朗诵《文选》中的诗文。黄焯在《文选平点后记》中说：“回思四十年前，先从父（黄侃）尝取选文抗声朗诵，焯窃聆其音节抗坠抑扬之势，以为可由此得古人之声响，而其妙有愈于讲述者，盖今所录圈点之文，率先从父昔之所喜而讽诵者，虽朗诵之音节不可得传，而其得古人文之用心处，则可於觇之矣，录而存之，亦学文者之津筏也。”这里记述的是黄侃朗诵《文选》诗文的情形。《文选平点》中各篇的圈圈点点，可以想象他在朗诵时音节的抑扬顿挫。清代古文家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短。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这是强调音节在诗文中的重要性，音节现则神气出。抗声朗诵，方可见诗文的神气韵味。

刘大櫆又说：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有一定之妙，可以会意，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在朗诵中，朗诵者与作者合而为一，“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总之，朗诵可以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可以仔细玩味作品的神气韵味。这样，有助于鉴赏，有助于写作，也有助于研究。

黄侃熟读《文选》，收获很大。他不仅写出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文选平点》，同时他还写出“文辞淡雅，上法晋宋”（章太炎语）的作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黄侃）词笔高简；初见方讶其奇字涩句，细玩又觉隽永深醇；小赋可追魏、晋；五言诗有晋、宋之遗……”我认为，这些与他熟读《文选》有很大的关系。

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云：“（季刚）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遽以中酒死……”黄侃说五十岁前不著书，可是到了五十岁时遽然去世，给学术界留下深深的遗憾。可是他的著作经后人整理已出版多种，这正是可以告慰读者的。黄侃的《文选平点》，经其女黄念容、其侄黄侃、其子黄延祖三次整理，已先后问世，很遗憾，我手头无黄念容《文选黄氏学》一书不敢妄评。黄焯整理《文选平点》安排合理，流传颇广，是一个好的本子。不足之处。此书是手书楷体、《文选》学文与平点难以区分，阅读不便。黄延祖整理的《文选平点》最后出版，排版质量较高，便于阅读。但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①第4页《文选平点叙》，叙后注明“公元一九八二年蕲春黄焯序”，错了。此《叙》，上海古籍出版社《文选平点》列于《文选平点》卷一。是黄侃所述，非黄焯所作。又，《叙》后注明“《文选平点前言（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也不对。上海古籍出版的《文选平点》是一九八五年出版，并无此“前言”。②第7页黄延祖《文选平点重辑叙》：“门下诸生兢相传录（见骆鸿凯著《文选学》后记及所藏迻录本）。”按中华书局1937年出版的骆鸿凯《文选学》无《后记》，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的骆鸿凯《文选学》有骆氏快壻马积高的《后记》，未见上述内容。至于骆氏所藏迻录本，因未见过，无权妄议。此叙又说：“一九六一年先从兄耀先依方望溪、姚姬传二氏《史记》《汉书》平点之例，据此录为《文选平点》专册，交上海古籍出版社，至1986年始得出版。”按此书出版时间为一九八五年七月，不是一九八六年。又说：“骆鸿凯先生所著《文选学》一书（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按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一九三七年出版。不是一九三六年。此处记述有误。③第11页《文选平点例言》应署“黄焯”之名，否则被人误认为重辑者“黄念祖”所作。④黄焯整理的《文选平点》目录后附《校文选正文应用书目表》，重辑本不应删去，可供读者参考。以上各条，希望黄延祖先生再版时改正。

黄侃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选学家，他精研《文选》，被章太炎称许为“知选学者”。黄侃曾对他的门人说：“学文寝馈唐以前书，方窥秘钥。《文选》《唐文粹》可终身诵习。”[16]正因黄侃终身诵习《文选》，其《文选》学研究，成就卓越。他的《文选平点》在校勘、训诂、评论诸方面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此书是一部研究《文选》学的重要著作，是近代《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二○○九年八月廿四日写毕


注释：

[1]《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量守庐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2]《文选评点叙》。
[3]《文选平点叙》。
[4]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
[6]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7]《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8]《梦溪笔谈·补笔谈·辨证》。
[9]《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二。
[10]《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11]《古诗源》卷八。
[12]《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
[13]《文选平点》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见《量守庐讲学二记》，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7年版。
[15]见拙著《文选学研究》，鹭江出版社2008年版。
[16]章璠《黄先生论学别记》，《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

ruru

謝謝啊！